和皇帝谈完几件重要的公务之后，孙承宗在临走之时终于忍不住将心中思考了很久的一个疑问向崇祯提了出来，“陛下，老臣其实还有一件事想要请陛下解惑，不知陛下允不允许我发问？”
看着孙承宗一脸严肃的神情，朱由检思索了一阵，觉得手上棘手的政务似乎刚刚都已经同他讨论过了，剩下的政务也没有什么当不当问的价值，于是便从善如流的说道：“先生有什么事便说，朕难道还会在先生面前隐瞒什么么？”
孙承宗的脸色顿时轻松了不少，他于是继续说道：“大皇子今年已经12岁，二皇子也已经9岁了，陛下应当有所决断，为我大明培养继承人了。再继续拖延下去，对于两位皇子也好，对于大明也好，都不会是什么好事。”
看着孙承宗忧心忡忡的神情，朱由检把快到嘴边的申斥又咽回了肚子。登基执政这么多年，他对于人心算是看的更为透彻了。有些人提起皇位继承人的事，是为了好提前下注；有些人则是想要投他的心头之好；更有些人不过是借这事来博取名望，想要让天下人瞩目自己罢了。
至于孙承宗今日这一问，显然只是单纯的为国家的未来担忧。想到这位重臣如今的年纪，朱由检终于还是难以板起脸，拒绝对方的问题。
他沉默许久，终于长叹了一声，方才反问了一句：“不知先生以为，这大同世界还会有君王的存在吗？”
听到这个反问，孙承宗脸上的神情也是有些错愕，但是不待他开口，崇祯已经自问自答的说道：“朕以为，大同世界即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既无人上之人，也无人下之人，这样的社会是不需要一个权力无限的君王的。
那么在大同世界里，皇帝究竟是什么？朕以为这终究会变成一种职业，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职业。只要国家还没有消亡，社会就需要对国家进行管理。
既然皇帝终将会变为一种类似于官员的职业，那么自然是人人皆可为尧舜…”
听到这里，孙承宗脸上的神情终于变得惊骇了起来，他急急打断了皇帝的话语，“陛下请慎言。”接着又起身对着周边伺候的几位太监扫视了一眼，方才对着皇帝身边的吕琦疾言厉色的说道：“吕琦，把在场人员的名单记录下来，今日我同陛下的谈话若是有一语外泄，我必要了你们的性命。现在你们都出去外边伺候，让我和陛下单独谈谈。”
孙承宗心情激荡之下，顿时显露出了身为朝廷重臣的威势，几名太监心中一惊，立刻低头退后道：“臣等不敢…”
只有吕琦下意识的把目光转向崇祯，看到皇帝对着他轻轻颔首之后，方才点头称是，招呼着身边太监退到了昆明池外，把孙承宗和皇帝单独留在了昆明池中。
孙承宗这才看着崇祯缓缓的坐了下来，经过了燕京大学十年来的不断探讨和研究、宣传，自由、平等这两个词语已经开始深入京城大学生的人心，就算是研读四书五经的旧士人，现在也正慢慢转变态度，不再把这种新学提出的口号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传统的伦理纲常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道德规范。
而自从黄立极内阁提出，大明国家建设的最高目标是大同世界之后，这个新颖的提法虽然让不少士人认为其是在哗众取宠，以洗脱自身阉党骨干的身份。但是这个口号同样也得到了更多士人的支持，认为不管黄立极是个什么人，这大同世界到底是至圣先师提出的理想社会，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黄立极这个人而去抵制建设大同世界。
也正因为建设大同世界的这个意识形态压倒了东林党人的君子小人之说，这才使得黄立极内阁推动的改革政策，能够得到大部分开明士人的支持，从而超越了党派门户之争，成为了朝廷推动改革的思想动力。
既然要建设大同世界，光凭2千多年前孔子只言片语的描述，显然是不足以用来作为实际目标的。因此在皇帝的支持下，燕京大学的新学学者们首先开始了对于大同世界的全面解构，试图从思想、文化、制度上先建立起人们心目中的大同世界。
对于苏长青来说，后世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人类对于事物的感观思想，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的总和。意识形态不是一出生就存在于人的脑海中的，它源于社会存在，是真实世界在人脑中的虚拟复制。
一般来说，只要是正常人就只能拥有一种意识形态，人可以因为外在的影响力而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是不能同时拥有两种意识形态，否则他也就失去了对于事物价值的判断标准。
孔子对于大同世界这个理想社会的描述尽在《礼运·大同篇》，全文不到三百字，文章中对于这个理想社会的描述，也重在描述结果而不是讨论如何建立。
因此当新学学者在崇祯授意下，以改革目标为蓝图对大同世界进行了重新解释之后，如何建设大同世界，也就成为了改革派手中最为强大的思想工具。反对改革就是反对建设大同世界，就是背弃至圣先师的理想，就是伪君子。新学学者们给人扣帽子的水平，同样不亚于曾经的东林党人。
当然想要把持对于大同世界的解释话语权，光凭朝廷的支持是不够，还需要真正吸引人的内涵思想。自由、平等这两个词，正是新学学者用以解释大同世界的思想核心。
在明末这样一个商品经济已经越过门槛的社会，自由、平等对于普通民众的吸引力，不亚于大同世界对于读书人的吸引力。而不管是江南的豪商还是北方新兴的工厂主们，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必然有打破封建等级思想、人身依附关系等旧封建制度的要求，否则资本经济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因此随着北方京津地区的工商业资本于崇祯十年超过了江南地区的传统商业资本之后，自由、平等的理念已经开始为京畿中下阶层所接受，京城之内的旧道德、旧传统正在逐步瓦解崩散。
不过即便新理念如此深入人心，传统守旧文人们依然没有绝望，毕竟在新学描述的大同世界里，可没有给皇帝留下什么位置。因此守旧文人们始终相信，皇帝只是一时被新学给蒙蔽了，只要皇帝清醒过来，新学就会像太阳照射下的残雪一样，顷刻间化为乌有。
即便是如孙承宗这样对大明未来保持乐观态度的重臣，对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激烈斗争，也是难以判断出结果的。直到他今日从皇帝口中听到了，对于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表态，这让他一时有些接受不了。
作为一名传统的知识分子，孙承宗难以想象一个不存在皇帝的社会，也难以接受人人可为尧舜的社会制度。如今大明的读书人为了能入仕做官，已经很难保证自己的道德操守了，要是人人都可以当皇帝，那样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么。
因此他坐下之后便对着皇帝劝说道：“陛下信奉至圣先师的大道为公这一理念，并身体力行之，臣是不胜钦佩的。但是天子乃受天命之所钟，非常人能够企及的。
若是陛下此话传扬了出去，臣以为这世上人多半不会有陛下这样的心胸，共同去建设这个国家。反倒会刺激了一些人的狼子野心，到时候尧舜不出，而虎狼遍地，陛下何解？”
朱由检丝毫不以为难的回答：“所以要大办教育，开启民智，诸事决于公论，国家大事应当让人民发出声音，先有明辨是非之国民，而后才会有大同世界…”
孙承宗瞪大了双眼仔细观察着崇祯的表情，确定对方并不是敷衍自己，而是说的真心话。可见皇帝对于大同世界之理念是真信，而不是他曾经以为的借用大同世界的理想来聚拢人心。
孙承宗脸色阴晴不定，心中都不知该说什么好。对于现在的大明来说，崇祯这个皇帝无疑是当的够格的，但是改革改到最后居然要连皇帝都要革了，这又未免太过耸人听闻了。孙承宗也是越想，越是糊涂了起来。
思考了许久之后，孙承宗不得不对崇祯劝说道：“陛下，建立大同世界固然是至圣先师的梦想，但是至圣先师也未尝说过人人可为尧舜这样的话。老臣以为，陛下还是应当慎重的重新思考，这是否有违至圣先师的本意。
此外，太祖开国百战艰难，历经千辛万苦方才开创我大明一朝。陛下承泽于祖宗之惠，不可不顾及祖宗的感受，否则黄泉之下，陛下如何同太祖皇帝相见？
再说了，陛下也有子孙，也当为子孙考虑一、二，不可图一时之快，而令子孙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啊…”
朱由检叹息了一声说道：“太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我是钦佩不已的。但是视天下为私产，视百姓为奴仆，我却是不愿的。
还不到三百年，宗室子弟就从开国时的几十人繁衍到了数十万人。以天下而奉一家，能长久乎？
宗室子弟不耕不织，从小到大都被圈于城内生活，一生醉生梦死毫无作为，这样的人活着除了消耗国家财富之外，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管是作为一个父亲，还是作为大明的皇帝，我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孙变成毫无社会价值的废物。人毕竟不是动物，不能用血脉来彰显自己的尊贵。
想要获得社会的尊重，应当取决于一个人为这个社会贡献了多少价值，而不是因为他是朕的子孙。那样的话，他也就活的太过悲哀了。
如果朕的儿子倒死为止，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只是皇帝之子，那么他究竟算不算真的在这世界上存活过？一个人连生存价值都被否定了，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幸吗？
我之所以不愿意让他们过早的接触权力，并不是想要选择一个贤能的继承人，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先认清楚自己是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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