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五月，今年的新科进士名单出炉之后，除了引起京城百姓例行的八卦热议之外，这份名单也很快在有心人中看出了些什么。
今年燕京和金陵大学参与科举的约为113人，但是录取的人数却超过了60人，几乎占了本科进士的五分之一。从这点上来看，读过这两所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几乎半只脚已经跨入了仕途。
因此在今年的金榜名单传开之后，报考燕京、金陵大学的人数便陡然多了起来。而与此同时，朝廷和地方共同创办的新大学又多了四所：西安大学、洛阳大学、成都大学、上海大学。这些大学都建立在了改革派官员主持的地方，又为燕京、金陵大学培育出来的毕业生提供了去处，一时之间倒是极大的推动了新学在地方上的传播。
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燕京、金陵大学开始批量化培育毕业生之后，总理衙门、工部、水利部、军器监都发出了优先招募大学自然科学院毕业生的条款。于此同时，负责官员选拔、晋升和日常管理的吏部也颁发了一则新官员管理办法。
在办法中规定，为了保证新科进士们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吏部在选官之前还会进行一项常识考核，凡是常识考核不能通过的，就必须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常识培训，而考核合格者方可进行下一步的选官。
而常识考核除了社会常识之外，便是科学常识。在这样的筛选下，非大学出身的进士比大学出身的进士，又多了六个月的常识学习期。从这一刻开始，非学校系统出身的进士，很自然的就被学校系统出身的进士给压了一头。
对于那些寒门出身的进士来说，这相当于补充了如何做官的常识，他们倒是没有什么不满。但是对于那些官宦家庭出身的进士，朝廷的做法等于是废除了这些家庭密不外传的做官秘诀，让他们和其他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虽然有些人极为不满，但是他们的声音实在不大，难以引起舆论的支持，很快就被埋没了下去。而温体仁很快又推出了新的选官法，将官员分为了政务官、事务官和技术官员，除了政务官之外，另外两类官员都放开了对于公务员、工程师晋升的门路，虽然晋升的条件极为苛刻。
新的选官法虽然引起了官员们的重视，但还没有等他们对这件事达成一个共识时，另外两件事又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那便是内阁换届及部分退休官员进入元老院继续参政。
从天启末年开始担任首辅的黄立极，不管是为天启帝稳定朝局，还是为崇祯推行政治、经济的改革，都令他成为了很大一部分官员的眼中钉，认为黄立极是一个不能守住文官职责，通过讨好皇帝来稳固自己地位的权势小人。
黄立极的退仕，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大家都这么认为，新的内阁首辅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崇祯时代来临的标志。比起新选官法给他们未来子孙带来的麻烦，新内阁的更替更关切到他们自身官位的稳固，这更让官员们在意的多。
而贵族院改名为元老院，将一部分六十以上身体健康的高级官员纳入其中，以迫使他们让出职位给予后人，这对于官员来说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因为科举制度的无限制方式，使得许多四、五十岁的老举人也在不停的考试，而不愿干些其他营生。
此前官员退休制度的不完整，又令一些老朽而无能的官僚占据了高位，却不能够负担同职位相适宜的责任，这也使得整个大明的官僚机构成为了老人混日子，新人想要做事却无权力的局面。
此前成立了各地地方志编制办公室，以柔性方式让一部分无能官僚半退休化，刺激了地方官僚们做事的积极性。那么设立元老院，就是对中央官僚们的鞭策和安置了。
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待遇不变，他们不在乎去那，元老院显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养老位置。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被迫离开一线实权的位置，显然是一件极为不满的事情。但是好歹还有个位置可以安置，又令他们难以下定决心反抗。
就在这样的纷纷扰扰之中，钱谦益登上了内阁首辅。即便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他，在登上了人臣的最高顶点时，也不禁有些飘飘然了起来。
怀抱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思想，接任首辅的第二日，钱谦益就带着一叠文件前去拜访了皇帝，试图在某些政策上获得崇祯的支持。
“你是说，希望朕能够同意豁免各省逋欠盐课420万元？”朱由检翻看着手中文件，漫不经心的向钱谦益问道。
钱谦益颇为兴奋的解释道：“是的陛下，自从各盐场改制，对盐运司进行改革之后，现在的盐税征收方式和征收部门同以往已经大不相同，现在各省逋欠盐课已经很难理清，如果强行要求各省官员完解，只会令他们从其他方面挪借银两，受损的还是地方百姓。
臣以为，现在国库还算充盈，倒不如将这笔陈年欠账一笔勾销，好让地方官员轻装上阵，也使得地方上的小吏少个名目去盘剥小民，也算是一举两得。”
朱由检心里并不认同钱谦益的看法，留着这笔欠账不勾销，倒不是他还想着把这笔钱如数收回来。这笔陈年积欠造成的原因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有些地方是确实承担不了，有些地方则是被官员挪用，有些地方则是商人积欠等待朝廷赦免等等。
一笔勾销，不过是助长了那些贪污官员和无赖商人的贪欲。但是非要追索下去，则又要伤及无辜。所以此前崇祯和黄立极商议的结果是暂时搁置，等待日后再来处置。
不过钱谦益刚一上台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朱由检倒也不能不做回应。他在心中思考了许久，始终觉得积欠盐课不过是一个起头，如果就这么一笔勾销，恐怕下一步就该有人提出豁免历年的田税积欠了。
比起420万元的逋欠盐课，历年田税积欠大约是这笔数字的十倍，且一半以上的积欠是在江南地区，其中苏常地区就占据了全国近五分之一的田税积欠。很显然，江南士绅想要趁着钱谦益上台的机会，为自己发上一笔横财了。
在心中衡量计算了一下之后，朱由检终于开口对钱谦益说道：“不知钱先生有没有注意过京畿一带的瘟疫发现率？”
钱谦益楞了一下，不知道崇祯怎么会突然转移到这个话题上，他只能摇着头，老实承认自己并不清楚这些事情。
朱由检于是继续说道：“自从京城设立了爱国卫生委员会，并在市政厅下设立了卫生局、防疫站，专门负责城市的卫生防疫工作之后，京城的瘟疫发病率已经极大的下降了。
特别是爱国卫生委员会推广牛痘种植术以来，去年到今天，京城还没有发现过一起天花病例。我想你应该清楚，爱国卫生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一直是由内务府在补贴运行经费。特别是牛痘种植的推广，内务府提供了将近一半以上的经费。
朕曾经说过，大明和周边蛮夷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我大明是一个文明国家。什么是文明国家，就是我们制定的政策和创造发明不仅仅是有利于本国人民，也是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历史进步的。
比如我们在历史上发明的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或者今后我们还能再加上一个牛痘种植术。所以在爱国卫生委员会和接种牛痘预防天花发挥了效能之后，朕以为是时候将爱国卫生委员会这个组织推广到全国，并推动全民种植牛痘计划，打一场消灭天花的全民健康战役了…”
钱谦益还在琢磨着，皇帝突然如此慷慨陈词是为什么时，他又听到了崇祯接下来的话语了，“…不管是扩大爱国卫生委员会，还是全民种植牛痘计划，最终都是需要金钱和资源的。豁免各省逋欠盐课，受惠的不过是一些官员、商人和少部分民众，对朝廷来说并不划算。
更何况，天知道这些积欠豁免后都会流到谁家的口袋去。与其让那些贪官奸商趁机谋利，倒不如施惠于大众。我的建议是，着令各省建立爱国卫生委员会分会，并负责牛痘接种工作。再令各省上报逋欠盐课的理由，朝廷派员前往各省检查。合乎豁免规定的积欠就豁免；不符合规定的积欠就责任限期补全；对于恶意拖欠的款项，不但要追回款项，还要求补齐拖欠期间的利息。责任人不能及时缴纳欠款的，到期之后一律革职查办。
所有追回的款项都不必递解中央，转入藩库之后划为爱国卫生委员会推广牛痘种植的专项经费…”
钱谦益总算明白了，崇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起了瘟疫发病率的问题。虽然这个时代有许多的不公平，但至少有一样东西对任何人都是很公平的。
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一旦遇到了瘟疫，死亡率都是一样的高。而这些瘟疫中，最让人闻之色变的还是天花了。就连那些饶勇善战的女真鞑子，听到天花的名字也是闻风丧胆的。
爱国卫生委员会会自成立以来，积极推广牛痘种植，为皇室在民间赢得了相当高的声誉。不过要求爱国卫生委员会把牛痘种植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呼声也一直很高。
只不过受限于经费，爱国卫生委员会扩张的速度一直不快。钱谦益立刻意识到，这倒是他上任以来能够极大获得各地民众认同的好机会。比起单纯的豁免各地积欠盐课，无疑是更适合他的第一把火。
钱谦益立刻对着皇帝说道：“陛下说的是，臣倒是一时愚昧了。各省盐课用于各省民众的福祉，这也就是陛下所言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
如果还有人敢从中操纵谋利，臣第一个不放过他。那么敢问陛下，这书院一事，现在又该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