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九河之下稍也，因永乐皇帝在此渡河而得名。此地虽然有一座卫城，但是最为繁华的地区还是卫城东北面的三岔河口。
三岔河口即是海河、南运河、北运河的三河交汇处，这里刚好处于北方河流交汇的中心，因此也就自然形成了，天津最早的居民点、最早的水旱码头、最早的商品集散地。
在天津海运码头没有发展之前，这里是南北客商北上京城，或南下大运河的必经之路。也因此围绕着三岔河口，形成了诸多的客栈和货栈。
不过和此时的通州相比，天津依然还只是一个发展不错的小镇而已。必经通州才是大明漕粮的终点站，大部分北运的南方货物，也是在通州卸货的。
直到去年，朝廷对海河水系进行了整治，对海河入海口进行了清淤护堤，从而使得天津正式开港后，天津卫城的东南面，便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了许多建筑和街道。
短短一年功夫，天津卫城东南方的码头商业区便扩张了一倍多，由原先歪歪扭扭的二、三条街道，变成了三横五纵的通直大道。这天津港码头的新商业区，看起来已经同三岔河口的旧集市规模相去不远了。
同三岔河口自发形成的集市不同，这天津港码头商业区则是先制定规划，再进行修建下水工程、街道和房子的。因此，新的码头商业区不仅道路平坦，街道平直，两侧的的房屋也非常的齐整。
走在这新商业区内，再没有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的痛苦了。新商业区的整洁和美观，使得百姓更愿意来此处逛街，三岔河口的集市顿时清闲了不少。
而天津卫也从正月开始，正式成为了朝廷直接管辖的天津市。天津卫原本是卫所，管辖的土地不大，出了卫城北门、西门便是武清县的土地，但是改市之后，反倒把周边武清等几个县都纳入到了天津市的管辖之下。
天津市除了旧有的天津巡抚外，还新设立了天津府和市政厅，前者管辖府内民政，而后者则管理着天津市区的城市规划发展。天津港新码头商业区，便是天津市政厅尚未正式成立前的一个试验。
当今年四月份，整个新码头商业区完成之后。主持新商业区建设的主事者发觉，愿意迁入新商业区的商人和工匠，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估。时间刚刚进入六月，新商业区的房子就已经全部销售一空。
于是乎，沿着海河北岸向东继续开发新城区的声音，顿时大了起来。码头也好，新商业区也好，都位于海河以北。而沿着海河再往东去，临河的两岸，陆续修建了许多水力和风力驱动的磨坊和机器工厂。
市政厅内便有不少人主张，天津城应当不断的向东扩张，直到把天津卫城到大沽口的位置全部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城市地带。而天津卫到大沽口也能修建一条铁路，以帮助那些船型过大的船只因为无法进入海河而在大沽口卸货。
而在新的城市开发规划讨论完成之前，天津这座新兴的城市已经出现了，令人诧异的勃勃生机。新的商业区从卫城东北面的三岔口向东南方的海河两岸转移时，这座没有城墙防卫的城市内，已经开始出现了几个劳动力和资本集中度相当高的行业。
第一个便是木材厂，从东北运来的大量树木，除了一部分被挑出来当做船材，放置在专门的仓库内进行干燥外，大量的树木被解开成一定规格的木板。利用风力或是水力驱动的圆盘锯，干上一小时便完成了30位工人一小时的工作量。
也就是说，以前需要数百人才能处理的木材，现在只要几十人就能完成了。这种刚刚研制出来的圆盘锯，极大的促进了本身士绅和商人对木材厂的投资。
四海商行经营木材的管事终于不用头疼，他们从营口源源不断运回来的木头，因为加工能力不足，而不得不四处找地方堆放的窘迫状况了。
而这些解开的木材，很快就按照规格交付给了箍桶匠，用于制作各种规格的木桶。因为海运和远洋渔业捕捞，用于海上物资运输的装具木桶，成了天津最为紧俏的货物。
光是3月份，运输食盐前往济州岛、日本和库页岛等地，可装330斤盐的木桶就销售了14000个。根据天津市税务局的的记录，天津市场上每月木桶销售的数量从年初的3万有余，进入六月后便破了5万的最高记录。而天津本地的木桶制作数量，也不过刚刚破了4万。
在以往箍一只木桶，从选材到加工，需要一名匠人和1名学徒2、3日的功夫，而且一般的木匠还做不了木桶。因此一只大木桶的价值，约要两白银。
但是随着东北廉价木头的引进，加上木材厂的初步加工，再加上铁匠出售的配套规格铁配件，现在箍桶匠只需要在市场上购买一定规格的材料，然后进行组装就可以了。
箍桶的技术要求大幅度下降不说，木桶的制作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以往一个人一个月还做不了15只木桶，但是现在最起码也能完成60-100只木桶。如果是按照文思院公布的木桶制作流程，则15个人通过11道工序，每日最少也能完成125只。
原本需要数千人工作才能满足木桶制作需求的箍桶业，现在只要3-4百人就足够了。而且天津本地制作的木桶，价格也比其他地区便宜了近三分之一。但是与木桶价格下跌相反的，箍桶匠的收入却反而提升了3-5倍。
天津木桶制造业的发展，极大的打击了传统的手工业者。不少工匠意识到，以往靠着一个手艺吃上数代的旧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同行业的分工合作模式，和使用机器生产统一规格的零件，不但降低了制作成本，还极大的破除了技术上的壁垒。
虽然天津木桶制造业的那些工匠，只能按照图纸组装几种木桶。一旦没有了图纸，没有了统一规格的配件，他们就无法生产出其他类型的木桶。以传统的手工业者的眼光看来，这些人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手工业者，他们不过是一群一知半解的学徒，只是在某个工序上面熟练度比较高而已。
一旦市场上不再需要大量的木桶，这些人就只能歇业，喝西北风去了。不过很显然，某些商人并不是这么看的，他们从天津木桶制造的生产过程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即把生产设置为许多个小的环节，然后招募工人进行培训生产。由于这些工人只完成其中一个生产环节，所以对他们的培训就不必投入过大。采用了分工合作的流程，使得工人能够极大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是分工合作，所以某个工人离开之后，也能迅速的找人替换上去，不会造成工坊的生产停顿了下来。而只会某个生产工序的工人，一旦离开了商人的工坊，他们就很难找到另外的工作，因此对于稳定工人的生产有好处。
而文思院显然没有止步于一个木桶制造业，在这之后，又推出了制作廉价家具的木器厂。相比起木桶制造，这些固定尺寸的家具制作就更为简单方便了。虽然这些家具看起来款式千篇一律，同苏式家具的优雅完全没的比。
但是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使得这些家具的价格比找一位木匠打一套家具，要便宜三成。这些廉价家具很快便顺着运河，向着山东、河南等地扩散了。
紧随着木器制作之后的，便是铁器制作。毕竟这些行业都是有着相当的关联的，同木器制作一样，铁器制作业同样出现了分工合作的方式。
事实上木桶制造业的带头示范作用，使得许多手工工坊都开始了多多少少的变革，毕竟不变革就要忍受先行者的低价竞争。
如果说以上两个产业，还或多或少的有文思院在背后促成的影子，那么武清县同三岔河口的皮革加工业，则完全是民间商人自发投入的结果了。
从张家口、营口运来的大量皮革，很快便聚集在了天津。在此地加工制作完成之后，或是在本地进行销售，或是运往运河下方的河南地区，甚至还被试着运回了营口进行销售。
除了这些蓬勃发展的民间商业之外，天津最为兴盛的依然还是内府同商人联合投资的，半官方企业。
比如造纸业、造船业、化工工业还有水泥厂、各类磨坊等等。这些产业大多沿着海河布置，主要是方便用水，和借助水力来减少劳动强度。
因为这些工商业的发展，天津附近的农民也开始了半农半工的生活。去年京畿大旱，数千户京畿百姓迁移到天津，以工代赈修缮海河河堤同天津码头。
到了今年春天，不少百姓干脆就留了下来。在天津干活挣的钱，可比在地里刨食多的多了。
新成立的天津府和天津市政厅都对此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现在天津缺乏的，便是人口。特别是这些百姓的老家离天津也不远，生活习惯并没有什么不同。
把他们变成了新天津人，总比那些关外和外省来的流民强。对这个问题唯一有所不满的，大约也只有顺天府和这些百姓老家的知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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