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姬杏脸桃腮，体若春柳，具有骊姬、息妫的美貌，兼有妲己、褒姒的狐媚，人称“一代妖姬”。
史书上说“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
她曾三为王后，七为夫人。
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据传夏姬懂“采补术”，一直到四十多岁，仍容颜娇嫩，保持着青春少女模样，以其罕有的独特魅力为国君士大夫倾倒。
第二位是魏文帝皇后甄氏。
《世说新语·惑溺》有记载：“魏甄后惠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奴。”
当时曹操攻下邺城后便急不可待地让人把甄氏找到，却被儿子曹丕先行一步抢得甄氏。
曹操得左右禀报后长叹说：“今年攻打邺城，正是为夺取甄氏啊！”
最终甄氏再嫁给魏文帝曹丕。
第三位是北齐文宣帝皇后李祖娥。
《北齐书·文宣李后传》描绘李祖娥是“容德甚美”。
高洋取代东魏称帝后，李祖娥被立为皇后。
据传文宣帝高洋是个著名的***狂，嗜好用鞭子抽打嫔妃，唯独李祖娥一直受到高洋的礼遇与敬重。
可见绝代佳人。
然最终李祖娥的命运却是被送至妙胜尼寺中孤老终身。
第四位是隋炀帝皇后萧氏。
萧皇后是南朝梁明帝的女儿，天生就是人间尤物，脸似牡丹，美眸流盼，腰似杨柳，仪态万千，娇媚迷人，几乎集天下之美于一身。
中国历史上能象萧皇后那样数经改朝换代，总伴君王之侧的女人寥寥无几。
史书记载，杨广曾数次下江南，萧皇后必随行。
对杨广的暴政，萧皇后因惧怕而不敢直述，故作《述志赋》委婉劝戒。
大业十四年，杨广在江都行宫被叛军杀死后，被李世民金屋藏娇。
贞观四年，李世民迎萧氏回京，萧氏终成比她小15年的李世民后宫中的昭容。
萧氏逝世后，李世民以皇后礼将其葬于杨广之陵，谥愍皇后。
第五位是明熹宗皇后张嫣。
史载懿安皇后张嫣“颀秀丰整，面如观音，眼似秋波，口若朱樱，鼻如悬胆，皓牙细洁”。
非但相貌，张嫣还颇具皇后风范，能母仪天下。
她数次在熹宗面前提起宦官魏忠贤、熹宗乳母客氏的过失，曾亲自处置客氏，使魏忠贤与客氏对她恨之入骨。
明熹宗病危时，明思宗朱由检终尊封张嫣为懿安皇后。
自古红颜多薄命，千年来衍生无数佳人，乱世佳人，命运往往让人扼腕不已。
这五位可谓称是集容貌和智慧于一身，成就千百年来最著名的艳后之名，让人不得不佩服不已。
当然，张天元最佩服的倒不是这五个所谓艳后，而是这幅画的主人。
从其细腻的笔法以及温柔的上色来分析，这幅画的画家，应该是一个女人。
只是古代女人地位低下，纵然有如此才能，却也无法流芳百世。
历史上真正留下名字的女画师那真是不多，而且很少为人所知道。
这幅画的落款是“今生”。
如果张天元没记错的画，这应该是清代女画家李因晚年的称号。
李因，明末清初女诗人兼画家。
字是庵，号龛山逸史，晚号今生。
会稽人，一作钱塘人。
早年为江浙名妓，后嫁光禄卿葛征奇为妾，工画山水、花鸟，疏爽隽逸，毫无女子纤弱之气。
亦工诗，著有《竹笑轩吟草》等，诗笔清奇，有中唐遗韵。
她出身贫寒，资性警敏，耽于读书，不喜修饰，常“积苔为纸，扫柿为书，帷萤为灯”，苦学成才。
早年为江浙名妓，海宁人光禄卿葛征奇见到其《咏梅诗》中有“一枝留待晚春开”之句，对其才华大为赞叹，顿生倾慕之心，纳为侍妾。
婚后随葛职务调动，“溯太湖、渡金焦、涉黄河、泛济水、达幽燕”，15年中几乎跑遍半个中国，仍孜孜不倦，嗜书成癖，即在旅途、车船、驴背，均不忘读书吟诗。
时值明末，天下大乱，一次乘舟过宿州，兵变猝起，行李首饰尽失，独抱诗稿而逃。
明崇祯十六年出诗集《竹笑轩吟草》和《续竹笑轩吟草》各一卷，共260余首，多为旅途之作，其诗笔清奇，有中唐遗韵。
征奇为其诗集作序，称其诗“清扬婉妩，如晨露初桐，又如微云疏雨，自成逸品，即老宿臣公不能相下。”
李因擅墨笔山水、花鸟，颇自负，自比唐王维。
山水法宋人米芾、米友仁父子，多用水墨点染，“以烟云掩映树石”，苍老无闺阁气。
亦工芦雁。
征奇尝坦言：“花鸟我不如姬，山水姬不如我。”
其夫每加以题跋，必在画上钤以“介庵”的印章。
葛征奇和李因的字号分别是“介龛”与“是庵”，“介庵”是从两人字号中各取一字而成，可见两人情感之深。
李因花鸟画以陈淳为师，尝以沉香木刻像奉之。
其画多用水墨，幽淡欲绝，于形似之外求其神，在中国古代女性画家中十分难得。
画不仅得陈淳之真髓，还注重师法造化，追求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
据画史记载，李因“每遇林木孤清，云日荡漾，即奋臂振衣，磨墨汁升许，劈笺作花卉数本。”
经过不懈努力，她最终在创作上避开了女画家惯有的构图小气、笔致纤弱等弊病，以潇洒随意及疏爽隽逸的艺术风貌备受时人赞许。
清窦镇《国朝书画家笔录》中对李因花鸟画的评介：“水墨花鸟苍古静逸，颇得青藤（徐渭）、白阳（陈淳）遗意。所画极有笔力，无轻弱态，当时名誉甚隆，真闺阁翘楚也。”
陈维崧在《妇人集》也称她：“作水墨、花鸟，幽淡欲绝。”。
清顺治二年葛征奇去世，李因35岁，此后40年中，穷困凄凉，四壁萧然，有时不能举火，以纺织为生，兼作画自给，虽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却始终以明人自居，在画中从不署清代年号。
晚年仍奋发学习、写作，正如自述所谓“白发蓬松强自支，挑灯独坐苦吟诗”。
其后期之诗，格调更加深沉。
论者谓“沈郁抗壮，一往情深，有烈丈夫所难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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