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4章 国家利益(1 / 1)

《女性时代》,MBC旗下的一个电台节目,类型不太好确定,听众可以打电话到电台,分享自己的烦恼,主持人又以牢骚话的形式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每隔一段时间,电台会邀请听众比较关注的问题的相关人物进入直播间,供听众发牢骚。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提出问题,但基本解决不了问题的电台节目,可以归入时事,也可以归入情感。

清凉里588,一个历史悠久的红灯区,大浪淘沙,从南韩遍地风俗场所的时代存活下来,成为汉城三大红灯区之首。

八十年代,随着南韩经济的崛起和宵禁的结束,南韩允许居民晚上出门活动,清凉里588就成了很多(男)人夜间出行的必选之地。

清凉里588有200多个风俗场所,几百名从业者在此做生意,她们也是所有红灯区中最漂亮的一批,因此成为汉城最具吸引力的红灯区之一,与另外两大红灯区清河洞梨泰院和米亚里齐名。

1988年奥运会期间,为了提升城市形象,方便外国游客参观,汉城还借鉴了阿姆斯特丹的做法,在店铺里安装了橱窗,店里的招牌会站在橱窗里搔首弄姿以吸引客人。

南易坐在车里,车子停在清凉里的一个路口,右边是在经营中的风俗店,左边是一个剧组正在拍摄,瞄上几眼,南易就把剧组的布景和一部电影《娼》联系在一起。

经过惠秀小姐的确认,是真的,女主角是申恩庆,一个有点眼熟的演员。

车里,前排是负责开车的猴子韦厚东,副驾驶的天仙,后座是南易还有金惠秀,此时,金惠秀表面非常安静,但胸腔里却是火山在喷发。

有病,绝对有病,坐在隔壁的男人病得不轻,白社长郑重吩咐让自己伴游的男人居然带着自己来这种地方,来就来吧,不说找个酒吧坐坐,却只在路边当一个偷窥者,没病的人干不出这种事情。

南易:“猴子,这里什么行情?”

猴子:“便宜的五万,贵一点的三十万。”

南易:“来过吗?”

猴子:“没有,店里的客人有不少会经常过来。”

南易:“最近店里的生意是不是没有以前好了?”

猴子:“不仅吃饭的人少了,往国内汇钱的人也变少了,活没有以前好干了。”

南易:“待会留两个你的人跟着保护我隔壁这女的。”

猴子:“好。”

结束与猴子的短暂对话,南易转脸看向金惠秀,“惠秀西,白社长有没有告诉你当我的游伴会有报酬?”

“内。”

“一部与香塂合拍的电影,由你担任女主角,戏份很重,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这就是我给你的报酬,满意吗?”

听了南易许诺的报酬,金惠秀没有表现出开心,反而满脸警惕,“只是陪你游玩?”

“当然不是,如果仅仅是伴游,我给的报酬未免太高了,你需要帮我做点事。”南易没兴趣引导金惠秀往歪处想,直接指着一家风俗店说道:“借用你两天时间,你以体验生活的名义和这里的从业人员聊聊,我需要知道这里的生意变化,今年的客人是不是比去年少,客人是不是变得小气,是不是脾气变得暴虐,是不是钱少事多,变得难伺候。

还有,仔细打听一下现在招待一个客人所需的时间和之前的变化……”

看着金惠秀脸上出现“变态”两个字,南易直接解释道:“啊,不用误会,我不是变态,生活压力大,心情烦躁不仅会影响食欲,还会影响到那方面。

你会出演的角色和这种场所有关,所以,体验生活也不算是一个借口,你要是答应,马上下车开工,有人会跟着保护你的安全。”

娱乐圈不存在傻白甜,何况是南韩的娱乐圈,金惠秀从业已有多年,染缸里的事情该见的都已经见过,南易提出的交换条件简直是VIP专享促销,她根本不带犹豫和挣扎,直接推开车门下车。

经济好的时候,会相当缓慢地在底层人民身上体现,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会光速体现在底层人民身上,而风俗业是经济晴雨表里比较敏锐的一支,观察它的刻度比看经济数据报告要来得真切。

当然,这种调查工作根本不需要南易亲力亲为,情报小组早就开始做这种数据统计,且持续在更新中,南易也不是多此一举,搞调查是假,泡妞才是真。

生活需要调剂,泡妞方式也要多样化,这算是南易给金惠秀不是玩笑的玩笑,调查是假,体验生活是真,南易要给金惠秀的角色是一个为了供男友留学,不惜沦落风尘的女子,同时为了制造冲突点,影片中的男二和女二的情况正好相反;

男二为了送女友去留学,成了一个高利贷收烂账的打手,故事的走向是留学男一和留学女二走到了一起,男的成了汉城检察厅刑事部部长,在办理一个案子的时候,巧妙地把男二变成某财阀公子的替死鬼。

女一为了报仇,带着遗腹子隐姓埋名,十八年后,女儿为了给父亲报仇,成为idol,故意勾引男一和男一的儿子,企图扮演貂蝉让父子反目成仇、自相残杀。

谁知还未把男一勾引到床上,男一已经掌握了她的所有资料,糟蹋了她一夜,又把她送去给恰好犯事的财阀公主当替死鬼,同一天,女一被当作北韩潜伏的高危特工,她隐居的房子被炸毁,影片到此结束,等字幕飘过,再来一个彩蛋,女一重生到和男一第一次见面那一天。

这样一来,续集的伏笔也就埋下了,第一部可以叫《上等人》,第二部叫《人民正义》。

离开清凉里后,南易去了汝矣岛汉江公园,找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路亚钓。

汉江允许钓鱼,但要分河段,汉江公园这一段就是允许台钓和路亚的地方,听说可以钓巴斯鱼和斑鱼。

巴斯鱼是南韩人的叫法,在国内叫大口黑鲈,早年间南韩人日子不好过从北美引进的品种,如今日子好过了,巴斯鱼又被当作外来入侵物种,凡是抓到/钓到巴斯鱼需自行处理,不许放生,一经发现就要罚款。

南易所在的位置应该是钓鱼客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刚把鱼饵抛进水里,一群野猫已经来到身前,不吵不闹,就在边上安静地趴着,等着上渔获。

一瞧这情形,南易消磨时间的心态就变了,变得认真,要是不钓上几条鱼来喂饱这帮野猫,容易被它们鄙视。

他认真他的,水里的鱼并不给他面子,一个钟头过去,鱼腥味没闻到一丝,边上的野猫开始躁动,你喵,我喵喵,纷纷发出讨伐声。

南易不知道接着能不能上鱼,正所谓羞刀难入鞘,他悄悄打发猴子去买猫粮,要有鱼腥味的,鱼形状的就更好。

南易在钓鱼之时,青瓦台以经济首席秘书为首,正在召开金融改革会议,与会的有财政部次官、金融室长、央行总裁等经济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

毫无疑问,能登上高位的人绝对没有脑子不够用的,南韩也不例外。

任意对南韩其中一个财团进行深入分析,都可以见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企业多样化经营的程度很高。

前五的财团平均约有附属企业40家,总数为210家;前三十的财团约有附属企业616家。这种异乎寻常的多样化经营,主要是通过建立新的子公司实现。

财团庞大、异乎寻常的多样化经营结构,以及公开呼吁青瓦台介入对财团的贷款,对南韩在全球成功地获得市场份额十分重要,因为一个企业的亏损可以用另一个企业的盈利来弥补。

这种广泛的多样化经营是对财团主要的公开批评之一,但是,这些批评或许应该考虑至少下面三点。

第一点非常明显,虽然财团被指责没有培育核心能力,为了更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获得范围经济的好处,企业之间的动态协同效应,这些是在众多不同的部门实行多样化经营的正当理由,另外,毫无疑问资产多样化降低了风险。

第二点是非常容易被遗忘的一点,多样化经营通常与分工密不可分。亖星的50家,现代的49家,LG的53家,大宇的25家,SK的33家附属企业中,只有少数部门的少数几家企业在总销售中占有较大份额。

亖星3家附属企业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67%,尽管现代在制造业的不同部门分布比较均匀,但5家附属企业的销售额仍占总销售额的70%,大宇4家公司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85%。

关于多样化经营优缺点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又与公司治理结构有关。

一旦财团的结构由于企业从集团分离出去而有所变化时,公司马上就是专业化。在过去的几年中,青瓦台试图利用精心打造的信贷控制体系来约束财团多样化经营的趋势,诱使集团专业化,但收效甚微。

这样的多样化经营使得财团企业负债累累,最高的已经到百分之两千多,现代和LG的债务超过了股权的500%,其他3家也不比它们低多少。

高负债加上较低的盈利能力,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企业濒临破产。可以这么说,即使不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南韩自己也会爆发一次金融危机,它的内部矛盾已经积累到爆发的临界值,按不下去了。

把时间拉到十年前,南韩只有寥寥几家财团能说清楚主营业务是什么,以大宇为例,1967年,刚成立的大宇只是一间纺织品贸易公司,一直到1972年,南韩开始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大力扶植重化工产业,大宇才算是借着东风开始扩张。

它的扩张并不是出于大宇企业自身发展需求的扩张,而是按旨意行事,青瓦台大手一挥,指着经营不善的双美实业、三州大厦、新成通商、东阳证券等企业,亲切地对金宇中说道:“小金,由你来兜底。”

金宇中当时是不乐意的,一是看不上其中几家企业,二是兜里没这么多钱,但是青瓦台觉得他看得上,那就必须看得上,金宇中胳膊拧不过大腿,一寻思,看得上就看得上吧,但是钱呢?

南韩扶持财团发展的策略并不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在受到日本殖民的那几十年时间里,有不少政府高层受到过日本文化的熏陶,也对日本的经济体制比较了解。

当往前走之时,面对两条岔路,第一条是有前人走过,陷阱已经被标注,第二条是完全没有经验可借鉴的陌生之路,毫无疑问,南韩选择了第一条,摸日本过河。

扶持,自然不能盲目,既要扶在点上,又要时刻掌控在手中,基于此目的,青瓦台设计了一种以信贷为基础的产业金融系统来建立财团,在一个资本缺乏的国家,财团不得不依靠向青瓦台控制和拥有的银行贷款。

由于企业负债率很高,甚至超过拉美和东南亚企业,为避免破产,财团不得不与青瓦台保持良好的关系。青瓦台控制了以信贷为基础的产业融资系统,这样,就可以影响经济的投资模式,引导部门的动向。

南韩企业负债率很高的性质,在南韩历史上一贯如此,这意味着部门之间贴现率或优惠贷款利率的微小变化,都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在债务/股本比例很高的情况下,这些工具对企业现金流影响很大。所以,财团与青瓦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事实上,南韩所有的财团都有股份掌握在南韩的银行手里,而这些银行受青瓦台控制。

而从1962年至1972年之间,南韩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涓滴效应,不给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殊的优待,而是集中力量发展财团,进而带动一大片富裕群体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

被扶持的财团旗下都有数量庞大的职工,在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完全缺失的年代,财团的福利水平直接影响到全韩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南韩的耕地贫瘠,无法安置太多农民,也没有可以容纳太多工人的国企,因此很难抵御失业的冲击。

即使财团不断作死,也很难断了它们的信贷,让它们破产,财团永远处于被青瓦台监管的状态,一定意义上成了“永不破产”。

一方面,青瓦台不得不不断挽救处于困境的财团,以防银行体系瘫痪和大规模的失业,1972年的债务危机中,青瓦台允许财团延期偿还债务,为财团提供救援贷款。

1979—1993年间,青瓦台向重工业和化工业的企业提供财务补贴;1984—1988年间,它又对海外建筑、造船、纺织、机械制造业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青瓦台成了承保人和责任承担者,为财团和自己的投资提供担保。

青瓦台制定了难以计数的规章制度,试图通过管制的方式支配和驯服财团。青瓦台一直很严厉,不停地敦促企业进行改革。

1972年金融危机后,青瓦台通过紧急暂停财团偿还场外市场的债务来挽救财团,青瓦台将它认为的“蓝筹企业”挑选出来,强迫它们上市,并威胁对不服从的财团征收40%的企业税(正常情况是27%)。

汉城股票交易所一下子充斥了大量公开发行的新股票,价值高达4800万美元,上市企业的数量骤升至50%。

1974年,股市又受到一次推动,朴正熙颁布特殊命令,严令银行对非上市企业加强贷款的审计和监督,七十年代一口气颁布了不少这样的政策措施。

这下财团们左右为难了,一方面是惩罚性措施,另一方面又是上市的巨大损失,诸如自主权、廉价贷款,股权被严重低估,筹集不到多少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反应可想而知。

有财团认为违抗青瓦台的命令是上策,宁缴40%的税,而不享受青瓦台给上市企业的优惠待遇,也有财团阳奉阴违,自己又从二级市场把大部分股票买了回来,因此南韩的证券市场规模很小。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青瓦台还试图用一套最难实施的“信贷控制”的方法来限制财团获得银行信贷。

该信贷控制体系起源于产业政策时代,在一种银行信贷不是根据经济上是否可行,而是根据政府产业政策的要求发放的体制中,防止企业拖欠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加强监督和控制,包括时刻对贷款使用情况加以监督,对财团融资结构的改革情况加以监督,制定一整套贷款上限限制。

为了阻止贷款的集中,青瓦台制定了复杂的规定,限制给同一个贷款人的贷款额度,限制单个银行给大贷款人贷款的数量,规定财团附属企业的贷款上限。

为了防止拖欠,青瓦台建立了一套预警方案、现代化的信贷评估程序,以及复杂的拖欠管理规则;青瓦台发布了一套特殊、只适用于财团的法令,以管制各产业部门的股本、债务比例,从财务方面鼓励企业上市。

自1980年以来,青瓦台密切监督财团使用银行贷款的情况,并扩大了外部审计;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根据《公平贸易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1992年,《公平贸易法》进一步得到加强,子公司之间的贷款担保受到限制,青瓦台放松了贷款上限,以鼓励财团发展核心产业。

青瓦台这样做的结果是制造了一个管制信天翁,最后也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青瓦台不得不制定法规,来抵消自己的发展战略所产生的最恶劣之影响。

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青瓦台选择由官僚,而不是市场的方式来约束财团,致使法规膨胀,裙带主义盛行,在财团的头上蹲着不少婆婆。

九十年代,南韩军人统治结束,进入文管时代,新上台的金泳三试图打破青瓦台既是财团担保人,同时又是其管制者的双重角色所导致的对抗和经济停滞,因此,青瓦台决定淡化其作为管制者的角色。

青瓦台既为了消除对抗,又为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极大地放松了银行部门及贷款行为的监管,并在1993—1994年间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且解除财政部对信贷分配的直接干预及任命银行领导层的特权。

在财政部和央行(韩国银行)之间划分金融监管权,导致监管出现大片空白,换言之,钟摆已经过度偏向财团。

如果说九十年代官僚已退居幕后,但政客却还没有,政治势力强大,主要党派成员或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人,仍然可以否决商业银行总裁的任命。银行领导层不得不听政客的招呼,把贷款贷给他们的竞选捐款人。

青瓦台还取消了早被划分成几个部分的金融部门的进入壁垒与其他限制,在财团的呼吁下,取消了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限制,降低报告要求。

结果,非银行金融企业很快被解除管制,不再接受青瓦台的监督,转而被财团控制,贷款也就失去了监督,南韩信贷体系内部一片混乱。

对青瓦台而言,最大的难题就是政府既要为财团担保,又要约束它们,南韩自1962年到当下的三十多年时间,创造的真正奇迹并不是什么汉江奇迹,而是在走钢丝的过程中,没有被两种相互冲突的身份搞成精神分裂。

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之所以上帝站到财团身后,这和财团自我解放不无关系。为了摆脱青瓦台控制,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进入八十年代,财团开始往国外冲,建立新产业,抵押给南韩信贷体系,再建新的,再抵押,如此不断循环。

而在循环的过程中,财团把优质资产剥离,以优质资产向国外的银行借美元或吸纳投资,并在此过程中,通过交叉持股或连锁所有权与控股股东发生联系。

传统的连锁所有权模式可以是拜占庭式,以规避对所有权的规定,包括禁止对公司控股,禁止直接连锁所有权(甲公司拥有乙公司,乙公司又拥有甲公司),以及对财团股权投资的各种上限规定。

结果导致了一种迂回模式,其中几家控股企业事实上拥有附属企业相当数量的股票。

就是通过这种能把人绕晕的持股方式,财团拿到了更多的话语权,这才有了财团和青瓦台的持续对峙中不落下风,甚至开始反扑。

在军人统治时代,财团的种种小动作,青瓦台自然看在眼里,只是苦于作茧自缚,无计可施——财团欠政府一屁股债,在国外又是一屁股债,政府左手握着财团的债权,右手在国外也是一屁股债,这种现状之下,面对不听话的财团,青瓦台还能把财团一棍子敲死?

敲死了,经济怎么办?失业的民众怎么办?一屁股外债又得让谁来扛?

而且,对青瓦台里的总统而言,他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比较私人的问题,就是马上要换届选举,他的个人利益又该怎么办?

国家利益、财团家族利益、官僚个人利益、人民利益,各种利益交缠在一起,想把它理清楚很难,但是再难也得理,不把险情排除,爆炸就是眼前的事。

险情是什么?

一屁股的外债,还有南韩的命根子“出口”不行了。

债应该怎么还,出口又该怎么提高,这是南韩经济相关部门需要讨论,也需要解决的问题。

青瓦台的会议室里,各部门的头头脑脑正争辩的不可开交,多重利益背负在身上,让他们在选择策略的时候缩手缩脚,同时也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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