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向北京外交部抗议之外，朱尔典还同法国公使康德亲自找上了居仁堂，就唐山警察开枪事件和天津老西开事件，向袁世凯进行了交涉。
在会见时朱尔典很是不满的向袁世凯抗议道：“近日报纸上就唐山一事攻击大英帝国的舆论不在少数，虽然我知道这背后不乏德国人在煽风点火，但是贵国民众却俨然把警察开枪射击工人一事安在了英国矿主的头上，我认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我国商人不过是要求贵国警察到现场维护秩序，贵国警察擅自向工人射击造成罢工工人伤亡，这同我国商人究竟有什么关联？而且贵国民众还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谩骂其他正当守法的英国商人，这难道不是又一次义和团事件吗？
大总统应当下令禁止报纸继续刊登那些没有证据的污蔑之词，并尽快责令地方官员解决罢工事件，让两国关系尽快恢复正常…”
一旁的法国公使康德也接着英国公使的话语说道：“我国对于贵国政府在天津老西开地区的行动也感到极为迷惑，既然贵国对于我国驻天津领事的照会没有回应，天津法租界在老西开派设巡捕、修筑道路等行动也未提出异议，那么贵方就应当是默认了老西开地区为我法国扩展之租界区，自然就应该尽快撤走老西开的警察，以防止双方继续就这一问题发生冲突。
但是贵国直隶交涉署之前不予回应我方，等到我们修建好了道路OTg2NTc=和教堂，却又阻止我们将老西开地区纳入租界的管辖，这显然是极不友好的。
去年9月，天津一批中国商人还组建了一个什么会，煽动天津民众对抗法国在租界内行驶司法的权力。这是对法兰西共和国的羞辱，我希望总统先生下令撤出老西开地区的中国警察，并取缔天津商人非法组建的商人会议…”
原本还有所迟疑的袁世凯，在英法公使的联合逼迫下终于放弃了幻想说道：“朱尔典爵士，康德先生，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把唐山和天津的事情归咎于我？
唐山事件本来就是英国矿主对于工人过于苛刻才造成的，当地的警察是为了帮助英国矿主解决问题才去弹压的工人，现在你们却把罪责推倒了警察头上，今后还会有警察去保护贵国在华开展的商业吗？
至于康德先生您提出的问题，天津法租界扩展一事从来都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过，直隶交涉署已经反驳了数次，甚至早在你们在老西开地区违法修建教堂时，我们就已经要求贵方停止建设了。
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起事端，这才有了老西开的问题，否则这根本不会成为中法之间的问题。当然事情已经变成了这个状况，我们总要设法解决。外交部和直隶交涉署一直在努力，我希望贵国也稍稍做出一些让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解决老西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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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自以为自己这番话已经考虑到了方方面面，也给了两位公使一个台阶，大家总不能撕破脸皮在这居仁堂内吵将起来。
只是他显然忘记了法国人的臭脾气，被中国外交官视为最野蛮、最无礼的就是这位康德公使，每次不管大事小事，凡是到了中国外交部之后，就是不断的拍桌子和用污言秽语辱骂中国人。
按照这位公使的说法，“和中国人办理外交的秘诀就是恐吓他们，不管有理无理先把他们吓住了，后面的交涉就好办了。”
拜这位法国公使的作风所赐，法国外交官就成为了北京外交部最不愿意接待的对象。凡是走进外交部听到拍桌子或骂人的声音，百分百就是法国人来部里办事了。
不过在袁世凯面前，康德还是有些分寸的江浙湖汉北，因此袁世凯虽然听到了外交部官员的抱怨，却还是睁一眼闭一眼就这么过去了。但是近日法国人大约有些暴躁，因此袁世凯的话音一落，康德下意识的一拍茶几站了起来。
“哐当。”茶几上放置的茶杯跳起来少许，然后又重重的落了下去。虽然房间内的几人都大为诧异的看着失礼的法国公使，但是这位已经不管不顾的向袁世凯说道：“哪有什么新的基础，既然其他大国能够扩展在华租界，那么我们法兰西共和国也同样能。袁大总统请您别忘记了，您是得到了谁的支持才能坐在这里的…”
袁世凯冷冷瞧了法国人数眼，在心里暗暗“呸”了一声，他能够坐在这里主要还是靠着善后大借款弄到的军费。法国和英国各自为借款募集了7416680镑资金，是善后大借款的主要出资者，因此康德说是法国人把他送到了这个位置，倒也不能完全否认。只是，法国人现在说的好像没有了他们的支持，自己就要下台一样，袁世凯自然是觉的胸中怒气弥漫了。
就连朱尔典听了法国公使的言论也不由皱起了眉头，法国人举的例子，显然是指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越过墙子河向西南方扩展，得到面积为3928亩的推广界一事。可法国人自己扩展租界，为何要拿英国作比方？本就和中国人因为唐山事件闹的不愉快的朱尔典，可不愿意成为法国人援引扩界的先例，这只会让中国人更痛恨英国。
于是朱尔典很快就打断了法国公使的讲话说道：“英法两国的立场，想必大总统已经了解了。那么今天不如就到此结束，我希望大总统能够尽快给我们一个答复，不要坏了中国和英法两国之间的友谊…”
当英、法两国公使离去之后，袁世凯对着府中的仆役没好气的吩咐道：“把那两套茶具给我丢了，下次给那些洋鬼子上茶，选些便宜货…”
周树模这边很快就从徐世昌这里得到了消息，只要他们能够解决唐山事件和老西开事件，袁世凯就同意将连接山东和关外的铁路，天津划为革命委员会的管辖区域。
吴川收到北京发来的电报时，正招待两位俄国客人。一位是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发表了论文《利用喷气式器械探测宇宙空间》，阐述火箭飞行理论；另一位是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西科斯基，俄国四发大型轰炸机的设计者。
吴川早就想要寻找关于研究火箭方面的专家，但是直到一战爆发后他才找到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论文。在他的邀请下，正在中学里担任教师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终于带着家人跑来了哈尔滨，当然这也是因为俄国战争造成了齐奥尔科夫斯基难以用自己的薪水养活家人的同时继续自己的研究，才不得不接受了中国这边的邀请。
截止1915年12月，俄罗斯帝国已经为这场战争支付了120亿卢比以上的资金，而进入1916年之后俄国的战争开支却又再一次提升了。
对于俄国的资本家和权贵来说，这场战争就是天上在下黄金雨。根据吴川通过密探总局的渠道获得的一些情报，就可看得出这场战争究竟养育了些什么人。
去年冬季，宫廷珠宝商法贝尔奇夸口道：他从来没有做过如今年这么好的买卖。宫廷女官维罗搏娃则说：从来没有一季，能像1915至1916年的冬季那样定制了这么多的贵重衣服，而且买了那么多的钻石。
在彼得堡、莫斯科的夜总会里，挤满了后方的英雄：合法的逃兵和体面的绅士们，他们的年纪上前线已经太老，但对于享受人生的快乐来说却还很够年青。
而落在这些权贵和资产阶级身上的黄金雨，是用着底层俄国人的血肉和泪水铸就的。被拉走了农夫的俄国的农村正在快速的荒芜下去；俄国工厂的机器虽然昼夜不息，但是工人们的所得却越来越少。现在连齐奥尔科夫斯基这样的中学老师都养活不了家人了，距离革命还会远吗？
不过吴川并不在意这些，这些来自俄国国内的情报不过是一步步的验证了他所知道的历史，让他知道历史的车轮并没有转向而已。
对他而言，齐奥尔科夫斯基这些俄国知识分子的到来，倒是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插上了翅膀。而现在比齐奥尔科夫斯基更重要的，自然是西科斯基。
不过这位可不是被革命委员会邀请过来的，而是被俄国陆军部派遣过来的。虽然早在1913年底，西科斯基就制成了能载炸弹400公斤的“伊里亚·穆罗梅茨”重型轰炸机，但是限于俄国的工业基础和战争导致的资源不足，俄国到1915年年底也不过才生产了40多架这样的重型轰炸机。
虽然这种重型轰炸机性能出色，但是在德国飞机聚集了数量上的优势后，“伊里亚·穆罗梅茨”重型轰炸机就成为了在天空中被围猎的公牛。虽然德国越来越善于运用飞机这一新式武器之后，协约国也不得不跟上了德国的脚步。
为了夺回天空的控制权，协约国不得不依赖于飞机数量来弥补同德国飞机性能上差距，英法的飞机制造能力还能跟的上消耗，但是俄国显然是无法跟上这种飞机战斗的消耗的。
于是俄国人不得不请求革命委员会帮助其生产“伊里亚·穆罗梅茨”重型轰炸机，或是升级其性能。西科斯基，就是担负着这个任务前来哈尔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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