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在这次中央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上，除了关于入关问题之外，还着重提到了另外两个问题，军队复员和当前的土地制度。
从1911年到1914年，第一批入伍的士兵已经服役期满，不过因为欧洲大战和对日战争的爆发，不少军队高层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认为应当延长这些老兵的服役期，倒是那些新招募的新兵可以先复员，因为在战场上，一名有经验的老兵至少抵得上3名新兵或是更多。
不过在这次大会上，吴川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在对日战争结束之后，短时间内革命委员会再被动的陷入战争机会不大。
而且复员军队不仅可以缓解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朝鲜、日本、外蒙古地区的三面出击，已经使得日本、俄国和北洋政府感受到了革命委员会的威胁。如果革命委员会继续保持当前的军事规模，那么必然会迫使这三方走向联合，那么东北亚地区反而更容易擦枪走火。
另外就是，革命委员会必须要信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在革命委员会尚没有遇到覆亡危险之前破坏自己的承诺，无疑就是在打击人民对于革命委员会的信任。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军队是否还能保持高昂的士气和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忠诚，这显然是存在疑问的。
因此，吴川坚持军事委员会尽快开展军队的复员工作，并把这些在军队中教育了将近4年的忠诚战士安排到各行各业去，以充实革命委员会基层的力量和补充工业上的劳动力。为了妥善完成军队的复员工作，吴川建议给军事委员会特别拨款3000万元，专门用于军队的复员。
而在土地问题上，吴川主要是讲述了一个事实，在当前的国内形势下，国有土地所有制、集体土地所有制和私人土地所有制将会长期共存，革命委员会应当接受并承认这个事实。而革命委员会在土地制度上所追求的，应当是尽快的提高国有土地所有制占据国土面积的份额，扶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有条件的限制私人土地所有制。
为此吴川建议在劳动和经济委员会下单独设置国土管理局，国土管理局设立之后的主要工作重心，就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把封建土地所有制变为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和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土地。
“…什么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土地？就是必须为社会稳定的提供商品的农场、种植园、牧场等私人生产单位。
比如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为了保证酒厂的生产，在烟台等地购置了大批土地，虽然它是把土地集中到了自己手里，但是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在集中了土地之后，主要还是为了服务于公司的生产，而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至少为社会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远远超过了它所购买的土地能够给养的人数。
所以我认为，至少在现在，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集中土地的方式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是应当获得保护的私人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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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山东乃至国内大多数地区，这样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土地并不多。比如胶东有名的牟氏家族，其家族土地已达4000公顷，山岚有8000公顷，但是这一家族集中土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为了聚敛财富享受。
他们通过手中的土地去控制那些租借了自己土地的农户，丰年则压价收购粮食，荒年则高价出售粮食。正常年景几乎很少向社会出售粮食，他们就是依靠垄断了土地这一稀缺资源来获取超额的利润，然后再通过控制地区粮食来破坏稳定的社会结构。
比如在大荒之年以1斗高粱换1亩地，或是几升高粱换1亩地，从而将成百上千的自耕农变为了无地的流民，再将这些流民从土地上驱离，从而控制住了土地的所有权。
牟氏庄园有房产5500余间，成为了胶东有名的大地主，但是牟氏所居住的栖霞地区，社会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自耕农的数量更是连年下挫。在这样下去，栖霞地区除了牟氏一族和依附于牟氏的群众，其他人就都不用在这里生存了。
那么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栖霞将会成为一个属于牟氏的独立小王国，政府的法律在这片土地上也要经过牟氏点头才能通行下去；我们想要对地方上收税，也要经过牟氏的同意；该地的治安更是得依靠牟氏才能稳定下来。
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这就是乡里之贤，栖霞就是乱世中的桃花源，是圣人所追求的和谐社会。这样的和谐社会岂止在胶东存在，华夏大地上满目都是，但是这些各地的乡贤所营造的和谐社会，最终却让满清垮台了。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让一个牟氏家族兴旺发达起来，就得制造数百上千家普通农户的破产。为了让乡贤们能够舒服的过上自己的小日子，就得有数千上万群众饥寒交迫。而这些乡贤既不能为国家提供粮食，也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甚至连自己的财产他们都指望让穷人去纳税当兵保护。
这样的乡贤，这样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就是最大的毒瘤，我们不拔出它，我们就会成为第二个满清政府…”
在执行委员们的眼中，以上三个观点远远超过了吴川谈及的其他问题。而和入关、复员问题相比，土地问题又是最让人感到关注的。虽然吴川在提及土地问题时还是小心翼翼，生怕引起委员会内部的全面分裂，但事实上委员们其实更害怕吴川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
到了1914年11月，共和党的正式成员已经超过了43万人，预备党员的人数也有万余人，此外还有62万的共青团员和98万余人的少先队员。可以说共和党组织所掌握的政治力量已经远远压倒了革命委员会内部的其他民主力量，虽说共和党在各委员会内的委员名额还在40-50%之间，但是各委员会的决定权都掌握在了共和党的手中。
过去那些试图站在中间地位上呐喊群众的民主派人士，到了1914年的对日战争结束后，也开始试图抛弃自己的中间人士身份，加入到共和党中去了。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吴川反而要求这些民主人士在党外进行合作了。
除了一小部分比较天真或是确实坚持自己主张的民主人士，认为吴川的举动是一种宽宏大量外，大多数人则在私下里认为，吴川不让他们加入共和党却又在革命委员会保留他们的位置，实质上就是为了给共和党竖立一块民主共和的招牌。
当然这块招牌确实有些用处，自从对日战争结束之后，关内的各派势力不就纷纷向革命委员会伸出了橄榄枝，试图为自己预定一个民主人士的定位了么。但是对于那些有野心的政治人士来说，被排除在了共和党之外，也就意味着他们今后已经不可能再进入到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决策圈子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打击。
但是和这种被隔绝在政治决策圈子之外的打击相比，更多的民主人士更为担心的是被排斥出人民的行列。从1912年开始的政治宣传教育，虽然大多数人还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共和党把社会分为党员、党外合作人士、支持党的人民、有待于提高政治觉悟的人民群众、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四类群体的划分还是看的明白的。
在这样的划分之下，革命委员会之外已经不存在什么为共和党承认的民主人士了，只有隐藏的较深的反动分子和毫不掩饰的反动分子。而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人民和人民群众只能和党发生联系，党外合作人士和人民及人民群众之间是没有沟通渠道的。
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各地的士绅还是一只重要的政治力量，不少士绅组织的地方武装更是抗击清兵的主力。但是到了1914年，在东三省内，不管是发动人民群众，还是对内对外的宣传上，党和共青团的都起到了主流作用，党外民主人士除了投票赞成决议并捐出一些钱粮外，几乎没有承担任何较为重要的工作。
和袁世凯政权对于革命党人要打要杀的大张旗鼓相比，共和党解除民主人士的政治声望可以说是无声无息，但是所取得的效果却是天壤之别。
因此当吴川提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时，执行委员中的民主人士不是感到愤怒，而是大大的松了口气。这三年以来，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东三省的流行，使得他们被动的去了解了什么是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而布尔什维克和共和党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度让东三省的民主人士担心，共和党会采取激烈的手段对现存的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在战争期间没收汉奸和通敌者土地的政策，已经让他们心生畏惧。
当然，和3年前相比，现在的这些民主人士已经完全丧失了以武力推翻共和党执政地位的想法。他们只能期待共和党采取尽可能温和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而共和党采用什么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也就意味着对待他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态度。
和蒸蒸日上的革命委员会相比，大部分民主人士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和共和党决裂，从而彻底在革命委员会失去自己的地位的。于是，在双方的互相忌惮下，吴川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最终以温和的多数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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