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末，关于东北农业银行的增资计划终于宣告完成。初始股本亿银元的东北农业银行在增资前核算为亿银元的股本，增资完成之后银行股本达到了9亿银元，新组建的东北中央银行-东北国家银行代持了革命委员会对各银行的所有股份，其中东北农业银行的股权就达到了%。
这个数字虽然确保了革命委员会对于东北农业银行的话语权，但还没有达到绝对掌控的地步。不过鉴于目前各方的形势，吴川也知道这也是眼下能够做到的最好程度了。增资银行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从华尔街筹集的土地公债，小部分则来自于部分建设项目贷款的挪用。
回去了一趟德国然后重新回到东北的沙赫特博士，在和吴川连续讨论了将近一周后，决定借助大笔资金流入东北的时机，对东北三省的货币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完全废除旧制钱和其他货币在东三省内的流通，从而确立起共和币在东北的法定货币地位。
之前革命委员会虽然以法令强行规定了共和币的货币地位，但是在革命委员会的统治区域扩大到南满之后，想要维持无限兑换的银元显然是超出了革命委员会的能力的，因此这条法令被有限度的执行了，在那些传统商业地区，革命委员会还是默认了过去的货币结算方式。
而这一次，在东北地方政权基本稳定下来之后，革命委员会手中又有着去年东三省农业丰收积蓄的大量物资，再加上从海外流入的大笔资金，吴川决定和东北境内除了卢布之外的其他货币进行决战了。这一次的主要目标不是已经被打残了的日元，而是银两、制钱和关内铸造的银元、铜元。
按照吴川的想法，共和币在这次改制之后，应当成为一种真正的法定货币，而不再是一种称量货币了，这样纸币的发行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从而能够为东三省的扩张性财政预备更多的子弹。沙赫特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这次回国不仅仅是顺便休假，还对革命委员会在德国发行的巨额公债进行了换发新公债。
原先的5年期公债现在已经换成了5年、10年和15年的多种期限组合，由于过去4年里革命委员会的偿付利息能力很好，加上革命委员会又从美国获得了大笔的融资，因此原本欧洲市场上只是反应平平的中国自由公债这一次换发行动非常成功。
新换发公债约15亿马克，其中法国投资者就购买了将近40%，德国投资者购买了25%，其他各国投资者购买了15%，德国银行团保留了20%，德国银行团保留的都是15年的长期公债。
当然，这一次中国新自由公债之所以这么热门，欧洲战争气息越来越浓厚也是一个诱因。法国投资者购买新自由公债的资金，正是从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撤出的投资，哪怕是最为理智的欧洲和平主义者，在1914年开始后都觉得，也许一觉睡醒之后欧洲就陷入战争了。
不过哪怕是最为疯狂的战争鼓吹者，都不认为这场战争能够打上一年的，因为他们认为：“在那之前，某些国家就将会因为耗尽弹药和粮食而寻求一个体面的投降了。”
正因为如此，欧洲的投资者开始收缩在协约国和同盟国内的投资，把资金转向更为安全的海外，首选之地自然是美国，这也造就了美国纽约股市40%的股票被欧洲投资者所购入的奇迹。接着便是远离欧洲的各国公债，美国、印度、日本、中国，都是欧洲投资者进行短期投资的青睐目标。
ｍ．ｖｉｐｋａｎｓｈｕ．
沙赫特所在的德累斯顿银行是保留新自由公债份额最大的银行，差不多有亿马克这么多。他自然是希望革命委员会建立起一个健康稳定的财政，然后按时付款给德累斯顿银行的。革命委员会统一东三省货币虽然损害到了德华银行在东北的一些利益，但是对于德国银行团和德国的投资者来说却是利好，因此他自然是支持对方的。
当然，让沙赫特如此信心满满的为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原本德国银行团对于中国自由公债的前景并不看好，因为各家银行的董事认为吴川未必能够获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即便是中国革命胜利了也未必能够按期偿还本息。
名义上20亿马克的贷款，实际上到了吴川手里的还不到10亿马克，还大多是些破铜烂铁，不过各家银行倒是赚了个盘满钵满。但是吴川不仅在中国取得了一块地盘，这3年来还支付了亿马克，其中亿马克是各银行团扣下的公债余额，原本是打算吴川失败后用作赎回无法支付的自由公债的。
剩下的8千万马克则是来自德国公司的代付，以换取革命委员会出口的原料，而1914年的利息也已经筹集齐全。这样一来，原本风险极大的中国自由公债，一下就变成了风险较小的优良公债。只要革命委员会能够源源不断的向德国出口各种原材料，那么公债的本金还不清才是最好的选择。只要再收10年的利息，他们就已经收回了所有的本金，剩下的都是纯利了。
解决掉了财政上的两个漏洞之后，吴川这才有暇关注起了关于上海钢铁期货市场的报告。从去年11月底运行到今年2月，期货市场的交易量虽然不断增高，但是却并没有达到吴川想要的目的。
他要求成立这个钢铁期货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国的铁矿石、钢铁和焦炭的价格，可不是为了赚些手续费的。在获得了智利铁矿、马鞍山铁矿和大冶铁矿的部分或全部矿石产能之后，吴川自然是希望能够推高铁矿石的单价，从而把日本钢铁企业从中国铁矿石市场排挤出去的。
日本钢铁企业现在只有一家官营企业八幡制铁所和二十一家民营企业，作为日本最大的钢铁厂官营八幡制铁所，第一座高炉建立1901年，去年粗钢产量21万余吨。此时的汉冶萍粗钢产能只有4万多吨。
八幡制铁所的铁矿石一开始虽然以大冶铁矿为主，但是现在却渐渐转向了印度和马来的铁矿石。但是，大冶铁矿依旧是八幡制铁所最重要的铁矿石来源地。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驻长江舰队第一时间就控制了大冶铁矿，原本试图将这一重要铁矿完全纳入到日本的控制之下，但是在本地民众的反抗和英国人的抗议下，日本人终于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
之后革命委员会试图控制汉冶萍公司，日本人也极力破坏，从而导致了革命委员会放弃了这一计划。但是革命委员会从美国西方钢铁公司那里转让了同汉冶萍公司的铁矿石、生铁购买合同，从而获得了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一半以上的铁矿石、生铁产能，这却也是日本无法阻止的。
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出手干涉，使得原本汉冶萍公司同日本签订的苛刻铁矿石购买合同有所变更。原本合同所规定的每吨铁矿石只许在-3日元内浮动的条款，最终改为了按照上海铁矿石市场价格进行浮动计算。
为了能够在战争爆发前囤积更多的铁矿石，吴川自然是想要抬高铁矿石的单价，从而刺激日本钢铁企业放弃购买中国铁矿石。但是显然日本人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在上海钢铁期货市场开张没多久就入场了，并且还拉着英国人一起打压铁矿石期货。
英国人控制下的印度、马来半岛和澳大利亚都有着丰富的铁矿，因此当英国人出手之后铁矿石期货就被不断的打压在了元每吨的低价位上。而铁矿石期货的压低，也导致了一系列钢铁期货的压低。这样一来，受损失最大的反而成了汉冶萍公司。
因为汉冶萍公司只是一家工厂，并无控制市场份额的能力，并不像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政府控制的钢铁厂那样，可以用国家订单的方式维持钢铁厂的经营，并给予大量的低息贷款。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竞争模式下，汉冶萍公司立刻就陷入了亏本生产的模式。
不过吴川是一点都不通情汉冶萍公司的股东们，辛亥革命之后对于汉冶萍公司的股权争夺，最终还是向袁世凯投诚的盛宣怀获得了胜利。而盛宣怀向鞍山钢铁厂和日本八幡制铁所借去的款项，首先就是先归还了盛家对于汉冶萍公司的借款，当然谁也搞不清楚这笔借款是怎么产生的。
吴川思考了数日之后，便和沙赫特及摩根财团在中国的代表分别进行了，并于3月初向纽约发了一份电报，邀请股票交易手杰西·利弗莫尔来中国一趟，吴川在电报上并没有提及邀请他来中国做什么，他只在电文的最后写了个10%。
吴川是上午发出的电报，到了晚上他就收到了利弗莫尔的回电，电报上的回复也很简短：“我已登上前往洛杉矶的火车。”
于此同时，外蒙古库伦政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此前在革命委员会的分割下，外蒙古自治区被一分为四，而外蒙古革命委员会在库伦王公喇嘛及俄国势力的逼迫下退到了巴音图门地区。
但是之后库伦政权向俄国借款练兵，在组建了一只5千余人的部队之后就有些目空一切了起来，公然违背了和革命委员会的约定，宣布废除自治成立大蒙古国，库伦活佛成为了共戴皇帝。
不过在俄国人眼中，库伦政权就是个笑话，驻库伦的俄国外交官密勒尔给外务次官涅拉托夫的电报中这样说道：“库伦官府没有任何制度、方针。征收的租税比中国官府还要高的多。库伦当局的残暴、无能，令土默特人及内蒙古人都不愿意在库伦继续待下去了。库伦当局所谓的独立，离开了我们的支持就会瞬间垮台。”
只是库伦政权中的王公喇嘛并没有这种觉悟，在打出了独立旗号尽一年后，这些王公喇嘛没有等来巴音图门的反击，立刻就张狂了起来，认为革命委员会还是惧怕自己身后的俄国人的。因此他们决定彻底把外蒙古统一于库伦政权之下，把汉人完全从蒙古人的土地上赶走，甚至要把内蒙古六盟也纳入到大蒙古国的疆域内。
主持库伦政权的三音诺颜汗还是存在一些理智的，他不同意首先向巴音图门发起进攻，而是要先把西面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地收回到库伦的统治之下。然后再联络内蒙古的蒙古人联合进攻巴音图门。不过因为革命委员会已经消灭了外蒙古的蒙债问题，因此对于库伦政权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动，不少蒙古人并不赞成，反而有人偷偷向巴音图门的外蒙古革命委员会进行了通报。
吴川听到了从库伦传回的情报，只是下令加快通往巴音图门的铁路和临时公路修建，并让乌泰和东蒙古的王公们进行交涉，要求他们联合发表声明反对库伦政权的宣言，并同意革命委员会派军进驻东蒙古维护地方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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