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难以认同朱尔典公使的看法，但是对方最终还是表态愿意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政府之间做出调解，这才让袁世凯心里舒服了些。不过他也知道，英国人终究还是靠不住，这是借革命委员会之手向他施压，企图让他让出更多的利益。
而在日本人这边，虽然袁世凯在外交上亲近英国人，但是在行动中他其实更亲近日本人。在教育领域，袁聘用了渡边龙圣作顾问，在医疗行政方面，则有古城梅溪、西村丰太郎，法政方面有冈田朝太郎法学博士，财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弥，农业方面有楠原正三，工业方面有藤井恒太、盐田真，印刷技术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
虽然袁世凯也知道日本人对于中国的野心也是不小，不过他总是认为在列强中日本是最为弱小的一个，因此即便日本有什么野心也比其他列强好对付。此外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差异较小，日本人也能接受中国上下尊卑观念的思想，他使用起日本人来几乎没有什么需要避忌的，所以和西洋人相比他更喜欢接受日本人担任自己的顾问。
这一点上倒是和革命委员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川就认为日本太过了解中国的文化，又是一个对中国素来抱有野心的国家，因此在民间聘请一些日本技术人员倒也罢了，但是绝不能聘请日本人作为政府的政治、宣传和军事顾问，从而让日本人掌握了革命委员会的执政思想、决策能力和军事理念。
不过袁世凯虽然和日本人暗中来往甚密，只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失利和国内金融风暴的日本政府，眼下更需要在外交上和英、法等协约国协调，因此并不愿意公开给与袁世凯以支持。
就如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非公开的支援清王朝一样，现在日本政府也希望只在暗中支持北洋派，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得罪自己的盟友和关外的革命委员会。
只是刚刚上任的北京公使山座圆次郎却是一个激进的大陆主义者，他通过总统府秘书有着留日经历的曾彝进向袁世凯表示，如果北京政府真的和革命委员会爆发了冲突，那么日本驻朝鲜军很愿意配合北京政府行事，但事后应当恢复日本在满洲的所有权益。
对于这位一上任就试图逼迫北京政府对关外铁路事业加以干涉，以令日本资金、技师得以分享关外铁路建设利益的新日本公使，袁世凯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感。对方的姿态过于咄咄逼人，完全是把北京政府当成了可以随意驱遣的下属了。
不过袁世凯也听说了，这位新上任的日本公使一开始是直接想要和革命委员会办理交涉的，不过革命委员会却懒得理会他，在沈阳碰了一鼻子灰的山座才决定让北京政府出面去对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对于这位欺软怕硬的新日本公使，袁世凯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在眼下的局面中，他却不得不和对方虚以委蛇了，毕竟真要让革命委员会打到北京城下，那就什么都完了。
只是在外交上收获不大的袁世凯很快就发现，北洋派内部也充斥着不和谐的声音。此前北洋诸军将领还在北京时，倒也能够团结一致，向他发誓要维护北洋团体和国民党奋战到底。
但是现在这些将军们分散在南方各省时，对于袁世凯在电文中暗示的回军指示，却一个个有了自己不同的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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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镇武汉的段祺瑞回电说：“第五师既败，京畿已成腹背受敌之势，本军部队眼下分散于两湖、江西等地，将军队收拢再回援京畿，至少也要一个月。
且各地民党听闻山东异变之后便又蠢蠢欲动，一旦我军撤出地方，则此前之我北洋军的奋战努力就尽皆化为乌有，日后此地恐怕再不复中央所有。另外，我军如此不顾一切回师北上，则置黄陂于何地？
彼身为副总统，又有湖北士绅之支持，现在我们又帮他剿灭了湖北的民党，我们这一走不就等于是把湖北丢给了他吗？武汉，长江之腹心。控制住两湖，西可堵住四川、贵州、云南的出川之道；南可压制住广东北上之途；东可镇压东南诸省之异动。放弃此地就等于是放弃了南方，一旦北边战事不利，黎黄陂还会效忠于大总统吗？
职以为，回师北京乃是下策，大总统不如先顺应革命委员会的要求，先稳住革命委员会的行动再说。若是事有不谐，大总统不如先离京南下前来武汉，由职北上于黄河一线设立防线…”
显然在这位北洋之虎眼中，随着第五师在山东的溃败，直隶丢失已经成为了定局。既然守不住直隶，那么至少不能把两湖也给丢了，所以打起了腾笼换鸟的主意。
但是对于袁世凯来说，这种建议简直是乱弹琴，他现在是北京政府的大总统而不是北洋团体的领袖，后者丢了直隶也就丢了，跑去南方重新发展几年，说不定还能再打回北京来。但是作为前者，丢了北京就等于是在政治上判了死刑。
先不说他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外国列强的承认将会因为北京的易手而发生变故，光是那些畏惧于北洋军力的各地势力恐怕现在也不可能再服从于他了。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天下，马上就会进入到群雄逐鹿的混战局面中。在这样的局势下，离开了北京的他，还能控制得住北洋这班骄兵悍将？
而冯国璋的来电更是让袁世凯心惊肉跳，冯国璋首先向袁世凯表示他自己是愿意北归的，但是他未必能够把第二军全军带回。首先，攻入南京的张勋此刻正在大肆招兵买马，其兵力已经从1万扩张到了3万，且张勋所部一直打着前清的旧旗而不是民国的旗帜，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其次，江苏投诚的军队对于北洋并不是真心顺服，不过是局势所迫。且随着北军在南京破城后的暴行传出，江苏军队对于北军的敌意正在加深。自己如果带兵北归，则东南必反。
最后，冯国璋手下的北洋军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返回，刚刚打下富庶的江南就要他们回去继续啃骨头，反倒要让张勋这些北洋旁系吃肉，大多数人都是有情绪的。甚至有人在军议会上声称，南京比北京更有王气，不如让大总统直接把中枢搬来南京，就把直隶丢给革命委员会好了。
至于占了冯国璋手中兵力一半的禁卫军则有人在私下串联，认为此次山东事变证明了大清的气数未尽，他们应当趁着这个时候回师北京复辟大清，恭迎清帝复位。冯国璋说这不仅仅是禁卫军内部几个军官的私下联络，江苏的守旧士绅和张勋的部队也都有人在联络。
所以最后冯国璋向袁世凯恳请道：“…职虽然效忠于大总统，但职实不能保证麾下诸军也有同样的想法。第二军若是停驻于东南，则尚可用东南之财货令诸军为大总统所用。但如果此时强行要求他们北返，则诸军之怨气必然要为有心人所利用，职也无计可施。此事究竟如何取舍，还请大总统独断。”
至于替北洋管理财政的周自齐、梁士诒两人也纷纷向袁世凯主张，这仗再打下去北洋财政就要破产了。周自齐向袁世凯恳切的说道：“善后大借款虽然有2500万英镑之数，但是扣去折扣、手续费和用于支付各项赔款积欠的利息，我们实际拿到手的不过9982512镑，差不多是名义上的37%，折成大洋是105578046元。
这笔钱是从去年2月开始，把南北双方向银行团的对外借款都囊括进去的汇总，故还需要扣去南京临时政府的借款和拨给南京留守府用于遣散军队的费用8632314元。
剩下的钱除了必须支出的项目外，用于填补军政开支的数目是73449231元，其中光是补发北洋各军欠饷和新建诸军的费用就支出了23496500元。眼下国库里虽然还有些钱，但这是用来发放诸军的犒赏和以备不时之需的，用来和革命委员会开战，是远远不足的。
去年政府的亏空是129124695元，今年的财政状况虽然比去年好，但也已经累积了7000万的亏空，如果再打下去，恐怕我们连找列强借钱都拿不出抵押物来了。
而且根据我从美国那边获得的消息，吴川此次出行美国收获不小，他在美国华尔街发行的4亿美金土地公债已经全部销售了出去。如果我们同革命委员会开战，资金上面就已经一败涂地了…”
袁世凯听了心头有些发堵，他向着周自齐问道：“子廙，你也是留美幼童出身，我想你在美国也总有些关系的。既然吴川能够在美国发行土地公债，没理由我中央政府不能发行，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发行这个土地公债？”
周自齐沉默良久之后，只能摇着头回话道：“回大总统的话，这事我们确实办不了。革命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成功发行土地公债，是因为吴川和一些美国银行家交好，有着美国银行家为其发行，但几乎没有那个银行家愿意为我们发行这样的土地公债的。”
袁世凯不满的问道：“你的意思是说，革命委员会在美国人的眼里，声誉反而要比北京政府高了？”
客厅内的各人都保持了沉默，许久之后周自齐才有些不自在的说道：“西洋人一向讲究实力，就好比日俄战争中听闻俄国失去了旅顺口，俄国公债就狂跌，而日本公债就暴涨。革命委员会至少有着战胜日本人的战绩，在美国人眼中这就是土地公债最好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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