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的局面，斯维尔德洛夫也是感到头疼万分，不仅仅中国党员中有着民族主义者，俄国党员中也有那么一批护国主义者。
当吴川还在满洲时，因为其同俄国上层人士之间保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关系，因此俄国同满洲之间的关系总算没有走向对抗的趋势，于是党内的中俄成员还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团结。
但是随着沙皇政府表现出对于外蒙古和呼伦贝尔地区的野心之后，过去沙皇政府给中国人带来的残酷压迫顿时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回忆了起来。刚刚经历过一次对外战争胜利的中国人，此时正处于民族情绪高涨的阶段。
虽然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政府都宣传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但是对于每次和外国人打仗就要割地赔款的中国人来说，能够在战争中收回了一些权利而不用割地的战争就是胜利。
斯维尔德洛夫认为，中国人是一个温和而不好斗的民族，这一点从中国人的民族情绪高涨却也没有发生广泛的排日事件就能看的出来。但是过去被俄国人认为只适合当苦力的中国人，在党的组织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毅却是大多数俄国人所不能比拟。
只要给中国人一个平常水准的组织，然后再用阶级思想武装起来，那么当这些中国人拿起武器的时候，很少会出现在战斗中逃亡的现象。虽然沙皇政府常常把自己军队中的士兵称之为灰色的牲口，但是沙俄的军队是打不了以弱对强的战斗的，但中国人却并非如此。
通过革命委员会和日本之间的战争，远东的俄国精英们都能清楚的判断出来，以俄国远东的力量和革命委员会进行单独的较量，其实并不占有必胜的把握。这也就是为什么远东的沙俄官僚最终选择了同革命委员会妥协，不再试图用武力向对方施压。
而对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来说，中国同志的胜利不仅给俄国革命带来了希望，让他们明白武装斗争是有可能推翻沙皇的暴政的。更重要的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培育后备成员的基地。这对于国内正面临着沙皇政府白色恐怖的俄国工人阶级来说，实在是一个稳定人心的好消息。
对于外蒙古独立事件，斯维尔德洛夫很明确的向布尔什维克们指出这就是沙皇政府对于中国的又一次侵略行径，在这个问题上试图为沙皇政府辩解，就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斯维尔德洛夫的观点不仅得到了捷尔任斯基等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列宁同志的称赞。
但是，斯维尔德洛夫同时也很清楚，自己的观点正确并不能改变中俄党员之间出现的裂隙。沙皇政府对于外蒙古分裂势力的支持，首先激发的不是俄国党员的情感，而是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高涨之后，受到刺激的俄国党员也自然会出现民族情绪，从而自发的形成护国思想，使得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出现了问题。
在这个时候，吴川又不在满洲，就更是让双方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就在斯维尔德洛夫思考着，是否应当主动去找宋云桐等人开诚布公的谈一谈时，却听到自己的助手敲了办公室的门，向他报告说宋同志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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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尔德洛夫很快就将人迎入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才发现原来除了宋云桐之外，还有吴泰和朱和中两人也跟着过来了。
斯维尔德洛夫不动声色的将三人招待着坐下，他正想着对方如此郑重其事的过来拜访自己，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谈时。宋云桐勉强的对他展露了一个微笑后说道：“吴川同志已经回电了，这份电报也有关于俄国同志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抄送了过来，希望您能瞧一瞧给出意见。”
斯维尔德洛夫接过了宋云桐递给自己的稿纸，上面是已经翻译成俄文的电报内容。首先吴川支持了他的意见，认为这是沙皇政府对于中国人民又一次无耻的侵略，并要求斯维尔德洛夫继续主持全党的工作，对党内就外蒙古事件做出明确的定性。
之后吴川提出了三点个人意见，第一党内必须保持团结，严禁建立派系或山头，在党内另搞一套小班子，对于宋云桐、朱和中两人此前试图排除俄国党员召开会议讨论问题的行为，吴川做出了严厉的批评。看到这里，斯维尔德洛夫心里算是大大的松了口气。
第二条是，吴川认为革命委员会当前的建设机遇期并没有失去，因为巴尔干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而欧洲的大战气氛也异常的浓厚，在这样的局势下沙皇政府应当不至于在远东挑起一场大战。
因此革命委员会不应当把目标对准俄国，而是应当尽量把问题压缩在中国的内部矛盾之内。对于库伦的分裂主张，革命委员会要在公开场合进行严厉的批判，但在私下应当派遣人员前往说服对方放弃独立的行动。
但是唯有一条，和库伦分裂势力的谈判是中国内部问题，因此决不能同意有任何外国势力插手，只要有外国势力进行干涉，那么我方就应当坚定的拒绝谈判。对于库伦的分裂势力不必急于用武力进行平息，应当着眼于教育普通牧民，揭露库伦分裂势力的无耻举动。但是对于库伦的武装进攻，则应当予以坚决的回击，使之不能把力量扩张到库伦以外地区。
当然，虽然吴川判断沙皇政府并无意在远东发起一场大战，但是对于沙皇政府的反动要有所警惕。因此革命委员会应当加强对于中东铁路的保护，并在呼伦贝尔地区发起一场军事演习，以防备北面强敌的入侵。
电文的最后，吴川拒绝了党内要求其尽快回国的决定，而是表示对美外交工作和对美国资本家的协调，将关系到革命委员会能否发展壮大的关键。以革命委员会所面临的周边态势，若是不能尽快发展壮大自己，就等于是慢性自杀。
斯维尔德洛夫放下了手中的抄写电文，看着宋云桐等人说道：“我支持吴川同志的主张，我认为在当前局势下，没有比这更好的道路了。”
宋云桐于是起身告辞道：“既然如此，那么我建议就在下午召开全体执行委员的会议，向执行委员先传达了吴川同志的建议，然后再决定如何执行这些建议。”
斯维尔德洛夫扫了一眼三人脸上有些勉强的笑容，于是便说道：“我同意召开会议，但是我认为吴川同志的电报内容并不适合全部公布，至少对于党内同志的点名批评的内容不应当公布。我相信吴川同志的这封电报的主要用意，并不是要向全党点名批评某些同志。不加选择的公布，只会造成党内思想的混乱。你们觉得呢？”
宋云桐和两位同伴互相交流了下眼神，便从善如流的向斯维尔德洛夫说道：“我们愿意支持您的提议，隐掉电文上的人名，对于当前的党内团结是必要的…”
2月3日，吴川结束了自己的西雅图之行，他对于西方钢铁公司的设备和管理还算满意，而西方钢铁公司的债主们也被库铂律师所说服，和吴川签署了这个三年的对赌协议。
在协议的签署会上，吴川突然向众人宣布道：“中国远洋航运公司预备同西方钢铁公司签订为期三年，总数不少于7000万美元的造船及其他物件合同。这项合同现在正在紧张的探讨中，不过大部分内容已经确定。7天之后，罗先生将抵达旧金山和我签署一份正式的协议…”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播了出去，对于西雅图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西方钢铁公司至少将在三年内提供一千个以上的岗位，从而让本地的经济走出萧条期。西雅图的市长亲自向吴川进行了求证，随即便兴高采烈的向西雅图市民发布了公告，这是一个真实的合同，西方钢铁公司已经开始准备招募新工人了。
当吴川在西雅图市民的欢送下坐上了前往旧金山的客轮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也刚刚结束了最后一次国会的质询，准备返回自己在纽约的住所。
在外人面前看似依旧充满战斗力的摩根先生，在坐上了自己的汽车后还是流露出了疲惫的神情。泰坦尼克号的事件造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导致某些对华尔街充满恶意的报社很快就把这一事件编造成了摩根财团的阴谋。
在这种社会舆论的推动下，国会不得不对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发出了质询令。虽然因为伴航摄影船的拍摄底片，和大部分上流人士获救，使得摩根很轻易的就通过了国会的质询，但他依然还是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不过在这样的状况下，他还是没有忘记向自己的秘书询问道：“我们的中国朋友现在在哪？都做了些什么？”
秘书向他简单的说了吴川的行动后，便汇报道：“吴还向加里先生发了一份电报，他说自己有一个新的计划，希望美国钢铁公司能够给他一些帮助。”
摩根一目十行的瞧过了秘书递给自己的电报，思考了一会后说道：“告诉埃尔伯特，让我们的中国朋友放手去做吧。美国的记者们是时候该把目光从我身上转移开去了，那些加州的恶棍们也确实应当受到一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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