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18日下午，孙中山带着十余随员坐安平轮从上海启程，在烟台稍作停留后，于8月23日下午到达天津，8月24日下午五点半抵达北京。
袁世凯对于孙中山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不仅提前修了马路，备好了朱漆金轮马车、豪华卫队，还特意从正阳门迎接了孙中山入城。
孙中山在京城一直待到9月16日，方才离京赴各地考察。这三周多的时间里，孙中山和袁世凯会晤有13次之多，每次都是从下午4点谈道晚上10点或12点钟，有几次还谈到了凌晨2时才告结束。
只是双方虽然言谈甚欢，却并没有达成什么政治宣言，就只是坐在一起谈一谈而已。对于孙中山想要在10年内修建1万英里铁路的计划，袁世凯当面称赞有加，还赠以“全国铁路督办”之头衔，但转过身去就同身边人嘲讽道：“前清花了三十年时间，不过修了5、6千英里的铁路，他一张嘴就要在十年里修十万英里，真是孙大炮啊…”
随着孙中山离开京城，袁世凯突然抛出了八大纲领，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志向。1、统一制度；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民间实业；6、军队、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他权力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袁世凯将八大纲领发往各省军政府征求意见，并没有漏下东北革命委员会。只是吴川在党内商讨了之后，并没有对八大纲领提出回复，而是再一次郑重要求中央政府就张振武一案给出交代，并恢复第一版约法。
袁世凯自然也不会理会吴川的要求，在孙中山到京和他会晤之后，张振武一案引起的风波已经差不多完全平息下去了，既然吴川不打算和他武力相见，大家就各自维持表面关系好了。
于此同时，吴川再一次在党内和革命委员会展开了对于袁世凯的批评，在会上他如此强调：“9月13日，北京教育部突然发文设立孔子诞辰纪念日，要求全国各学校届时举行纪念会。9月20日，袁世凯又颁布《整饬伦常令》，同志们，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军政集团正在走回头路，什么叫尊崇伦常？什么叫提倡礼教？什么叫今日大患不在国势而在人心？一言以蔽之，这位旧时代的精英搞不懂什么叫共和精神、民族、民主主义，只好回过头去捡起了三纲五常的破旗子，试图要求人民回到那间被人民所打破的铁屋子里去，继续昏睡等死了。
三纲五常核心是什么？无非就是忠孝两字，忠诚于君主就像孝顺自己的父母一样。要是皇上没了怎么办？那么大家只好拥戴袁大总统登上君主之位，好给自己找一个能够效忠的主子。
无数烈士用无量之鲜血才推翻的帝制，我们能够再容许它借尸还魂吗？我是坚决不答应的，我以为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同意的，我相信在座的党内外同志，也是不能容忍这样的局势出现的。所以，我们要坚决的对北洋集团的反动行为做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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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去斗争？我以为最要紧的还是向人民揭发袁世凯这一系列反动行为的目的和危害，要让人民群众觉悟起来，跟着我们一起反对北洋集团的倒行逆施。当然，在向人民宣传揭发的时候，我们也要在党内和革命委员会、各政府机关、政治协商代表会议中彻底揭穿袁世凯的真面目，避免有些同志为袁世凯的假面目所迷惑…”
对于吴川在共和日报上的指责，袁世凯确实是恼火了，他招来了北洋军政人物，先是逐条批驳了一番吴川在报纸上对于自己的指责，接着便怒气冲冲的说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中国人不遵孔子，不讲伦常，不拜祖宗，这还算是个中国人吗？
我敢说，我颁发《整饬伦常令》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绝无半点想要当皇帝的意思。民国建立还不到一年功夫，这天下乱的就和煮开了的粥锅一样，只看到一层层的泡沫浮上来，完全看不到底下百姓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时候不用孔教来恢复地方安宁，难道就要我眼睁睁的看着地方一天天糜烂下去吗？吴畏之仗着自己对革命有几分功劳，就视中央于无物，不仅不肯服从中央之命令解散革命委员会，还公然对中央政策指手画脚，这还有王法吗…”
袁世凯站在总统府的会客厅内，足足训斥了假想中的吴川半个多钟头，这可让替吴川受训的北洋诸人一脸的莫名其妙，不知为何大总统今天会发这么大的火，只是他们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触袁的眉头，只能一脸肃穆的低头倾听着。
看着这些部下们的表现，袁世凯大感失望。他原本以为自己在他们面前表现的对吴川如此不满，总会有这么一两个人跳出来，为他分忧一二的。虽然他也知道，眼下北洋各军对上东北的革命军最多也就是防御一下，想要主动去进攻关外的革命军，确实是力有未逮。
但是：主辱而臣死。他虽然不指望这里有人能够站出来，替他讨平了关外，但至少也该站出一两个人来表现一下忠心吧？
看到袁世凯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段祺瑞终于站出来向他说道：“东北的革命军器械精良，眼下又得了大笔的借款，我北洋将士虽然勇健，但也不能以血肉之躯抵挡革命军的炮弹啊。
大总统，我看咱们还是别理会这革命委员会的乱吠了。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借款、扩军、削平南方之民党，统一了南北各省再以全国之力去压制关外一隅，则大事可成。”
袁世凯沉默半响之后，终于有气无力的向众人挥手道：“罢了，罢了，就先让这小子得意几日，我倒要看看他能得意到几时…”
另一边，孙中山离京之后便受山西都督府邀请去了太原，但很快就返回了河北。9月24日抵达唐山，在视察了唐山铁路学校之后，又前往了山海关一游。在抵达山海关后，孙中山突然让人发电报给吴川，表示自己想要前往沈阳与之会晤一面。
但是吴川的回电却是不冷不热，他表示自己无暇南下沈阳，若是孙博士想要同他见面，不如直接来哈尔滨一晤可也。孙中山犹豫了半个下午，终于下令专列掉头转向秦皇岛，打消了出关的念头。
吴川在电报上说的是真话，他现在确实是在忙着一件关乎于东北三省未来的大事，那就是币制改革。虽然在革命爆发占据了北满的时候，吴川就已经开始命令财政委员会整理北满地区的各种钱币，并开始改铸银元和铜元。
但是直到革命委员会初步建立起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供销体系，并从日本人手中拿回了南满铁路的管理权，革命委员会才正式决定推出东北三省的新币制。
吉林银价在光绪三十二年以后就一直上升，从前银一两合钱三千一二百文，外城四千左右。宣统初年，城内一两都要5千制钱出头了，之后官府大铸铜元才改变了这一银贵钱贱的局面。
虽然机器制作的铜元因为纹饰精美且难以仿造，因此比较受百姓欢迎。清末当十铜元开始铸造时，定价是100枚铜元换1银元。1905年以前，胶州铜元80枚兑换洋银一元，安庆是95枚，苏州88枚，杭州90枚，上海是92-95之间。
可是清末铸铜元是为了谋求余利，因此原本规定一两银兑铜元150个，但是官钱局兑给民间钱铺时一两银只给114-115个。而钱庄向小民收兑时同样要打折扣。这也就导致了铜元的价格虚高，铸铜元成为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
而铸造铜元的机器国内虽然不能制造，但是对于各省督抚来说还是能够轻松的从国外购买到的。于是广东、湖北等省就开始了大规模改铸铜元的行动，到辛亥革命前1银元就只能兑换110个铜元了。而革命之后，夺取了各省政权的军政府为了填补亏空，更是大铸铜元，于是铜元的价格就开始暴跌，1枚银元眼下都能兑一百三四十枚铜元了。
革命委员会虽然自己也铸铜元，不过主要还是把剩下的制钱融成铜材制作子弹和电线。虽然这一改铸行动同样利润丰厚，但是随着战争结束关内铜元往关外开始流动时，革命委员会就发现如果不加以制定法律条文加以约束，东北就成为了关内不足额铜元的倾销市场了。而一个币制不够稳定的市场，对于正在大举建设的东北来说，完全就是一柄悬在脑门上的利剑。
于是在经过了三个月的讨论和研究，又获得了大量贷款的流入，有了足够本钱的革命委员会终于决定建立起一个半封闭的金融市场。为什么是半封闭，因为革命委员会还不能把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的卢布驱逐出市场，因此只能在默认卢布在北满的存在下，建立起一个东三省内部流通的货币机制，对外则实施强制结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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