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最终总结道：“…所以，根据中国农村的普遍情况、东三省农业的现状和我们想要实施工业化的目标，我们需要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的中国之前设立一个过渡阶段，既要确保这一过渡阶段中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又要接受私有制经济将在过渡阶段中长期存在的现实”
以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俄国党员并不满意吴川对于资本主义的妥协姿态，但是之前吴川分散俄国党员的力量和同各分管委员会的反复讨论，却已经让两种经济所有制共存，积极发展工业和提高农业现代化的思想获得了许多革命委员们的认可。
因此斯维尔德洛夫不得不压制了俄国党员们反对声音，向吴川表示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细节。吴川沉默的思考了片刻，便向着与会众人说道。
“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它不仅是农业的基础，也是工业的基础，因此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封建地主之间最为根本的矛盾，也是不可调节的矛盾。
所以共和党对于土地所有制度的目标只有一个，实现土地公有制度，消灭土地私有制度，这是党的土地政策，是绝不容许讨论的根本政策。
但是，当前党还没有完全掌握国家的政权，中国也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和控制的半殖民地状态，所以我们当前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都不能完全彻底的消灭土地私有制度。
所以党在当前的土地问题上应当制定这样一个目标，限制土地私有制的过度发展，支持在发展生产力的状况下适当的集中土地经营；建立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型国有农场；鼓励小土地所有者联合经营土地，变土地私有制为村社为核心的集体土地所有制。
我们应当制定有利于土地公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政策，暂时的扶持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型农场，打击完全脱离生产的大地主这一食利阶层。
所以我们应当对规模以上土地的私有者进行累进税制和征收遗产税，对粮食贸易商实施准入制度，严禁小商人和外国商人介入粮食贸易。并将纸币发行和粮食征购联系起来，使粮食成为革命委员会所发行纸币的保证物，从而慢慢从银本位货币转变为粮食本位，毕竟我国是一个缺乏银矿的国家，但东三省却是一个极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
这样一来，只要我们控制了粮食，外国人即便积攒了一批我们发行的纸币，也无法挤兑我们。而如果是银本位的话，货币的定价权就掌握在了外国人手中，他们可以向我国输入大量白银造成通货膨胀，也可以在之后收回白银攻击我国的对外汇率，从而直接劫掠我国的财富。
但是如果我们以粮食作为货币本位，然后再对粮食贸易进行限制，那么他们想要攻击我们的货币就会极为困难。即便他们手中握有大量我们发行的纸币，也无法变现为具体的财富带出中国。
记住网址ｋａｎｓｈｕ．
之后便是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关系，我认为对于工业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制，在目前来看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现在是个落后的农业国，我们想要发展工业，既缺乏资本、技术，也缺乏大量的熟练工人。
如果我们无视中国的现实，一味的提倡无产阶级对于工业生产资料的控制，那么我们也就丧失了从外部资本主义输入资本和技术的可能性，也将民族资本家推向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敌人。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处于极弱小的状态，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双方还是可以团结为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
而在目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资本家每建立起一个工厂，就能给我们增加数十、数百，甚至是上千的工人阶级。因此我们应当接受资本主义在当前中国的发展，当然这不代表我们就在一边袖手旁观，只看着资本家壮大自己的力量。
我认为党和革命委员会还是有着很多工作可做的，第一党必须积极的把组织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确保党对于工人阶级的绝对领导；第二党必须使用手中掌握的政权保护工人的利益，减轻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无底限压迫；第三我们应当禁止私人资本在某些天然垄断的行业发展，比如铁路、电网、通讯、邮政、石油、国防建设等。限制私人资本在生产资料生产行业的垄断，如钢铁、电力、粮食贸易等。对于那些消费品生产行业，则应当给予他们以充分的竞争，以满足人民的需求…”
虽然在政治上，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都认为吴川所提出的过渡阶段理论，实际上已经有些接近于俄国社民党中经济派的论调了。
《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为阵地的经济派主张：为经济地位而斗争，为切身的日常利益而同资本家进行斗争，--这就是工人运动的座右铭。
他们仅仅号召工人从事经济斗争，向资本家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等等。经济派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斗争的含义，认为任何工人的自发行动都是政治斗争。经济派提出了一个所谓阶级论的理论，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先是纯粹的经济宣传，其次是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政治宣传，最终才是政治宣传。
如果不是吴川始终坚持党对于革命政权的绝对领导，那么他的这种关注于生产力发展重于政治建设的主张，怎么看都是应当被批判的伯恩斯坦主义的变种。
现在么，吴川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建设主张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一贯坚持的政治斗争优先的主张，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相抵触的部分。一时之间，俄国的党员们都看向了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两人，他们对于吴川的政治主张并不能完全的作出判断，只好想先听听这两位远东布尔什维克领袖怎么说了。
不过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两人这次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没有如之前的会议上那样迅速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不是说两人和吴川达成了妥协，而是他们对于吴川今次的发言主张也难以进行判断。
虽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政治斗争上已经日趋成熟，但是对于如何建设一个国家则还在于门槛之外，在这些人前来远东之前都没有机会接触过真正的经济建设问题。
吴川在会上提出的经济建设方向，虽然还算不上缜密，但好歹他也是参照着后世历史综合起来的方针路线，并不是完全的空想主义。而虽然他一直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嘴边，但也始终都在强调党对于政权的领导权。
而这一点上的区别，就令的吴川的主张和俄国经济派的主张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异。在吴川还属于布尔什维克党亲密盟友的地位上时，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自然不能拿对待党内异端的方式，对吴川的政治经济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将会立刻导致共和党内的中俄党员分裂，这是双方谁都承担不起的冲突。
但是作为列宁极力批判的经济派，在列宁没有对吴川的这一路线作出判断时，斯维尔德洛夫也并不想就此问题进行表态，从而丧失掉原则上的立场。就在斯维尔德洛夫思考着，应当如何将这一问题推后，先向列宁同志进行请示后再和吴川进行沟通时，捷尔任斯基却意外的表态了。
“吴川同志从发动革命至今都一直站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所以我对于其的革命立场从没有怀疑过。在当前革命政权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壮大革命的力量，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
虽然我还是认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自我解放是党的主要任务，但我并不反对通过暂时的发展资本主义来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为将来打倒资本主义打好基础。而我也认可吴川同志所说的，始终坚持党对于政权的领导，是保证革命不变质的根本。
所以，我愿意支持吴川同志的主张，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前，是需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的。但是我也要再次重申吴川同志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同资本家合办企业，但是绝不能同资本家合办政权。如果在过渡阶段出现了政权被资本家腐蚀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会要求中止过渡阶段，实施全面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
捷尔任斯基给与吴川的支持，算是结束了这场会议的讨论，他们两人在党内的支持者已经足以左右党的决议了。斯维尔德洛夫沉默了半响，终于跟着捷尔任斯基向吴川表示了支持。于是党内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及多种所有制共存的阶段达成了统一认识，有了这个统一的认识，吴川自然就可以把自己的主张放到了革命委员会大会上进行讨论了。
只不过，18日的这场大会吴川只参加了早上的会议，中午就不得不暂时退席，把大会交给了李升可等几位委员主持。吴川匆匆赶去了军事委员会的驻地，因为他收到了一个坏消息，日军今日凌晨发起了对于四平一线的全面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