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国在远东方面的事务渐渐进入收入阶段，
七月底，南洋军团先是将占领的下龙湾港口区交还给法国驻安南殖民军，稍后，两方按照议和协议，进行俘虏与物资交换。
汉法安南战争以一种妥协的方式结束，法国驻安南殖民军以数千士兵伤亡和让渡法属波利尼西亚主权等代价，获取了在安南和交趾支那地区的主动权。
经过安南战争的教训，法国政府认识到，法国殖民军在交趾支那地区的力量，还不足以应对吞并安南、柬埔寨、老挝三国带来联动后果。
南洋军团是阻碍法国建立东方殖民帝国的第一个威胁，而随着南洋军团逐步撤离安南北部，身为安南王国宗主国的满清朝廷，则变为法国驻安南殖民军的主要敌人。
失去缅甸和大西北边陲的若干藩属国之后，安南王国和朝鲜王国这两个接受中华文化影响最深厚的国家，已经成为满清朝廷不可轻言放弃的底线。
朝鲜王国位于东北地区侧翼，关乎着东北地区和紫禁城的安全问题，除非满清政府与敌国战争失利，否则不可能任由俄国、日本占领朝鲜。
安南王国与云贵、八桂地区接壤，通过安南近海和红河航线，能够将整个大西南地区纳入威胁范围内，因此，为了保持东南财赋重地以及西南腹地的稳定，安南北部地区是万万不能由敌国占领的。
法国政府侵吞安南，除了有搜刮交趾支那地区资源和布局全球殖民战略的需求外，以安南王国为立足点，将云贵、两广纳入其直接殖民统治或者间接的经济殖民统治，也是主要目的之一。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法国政府通过北京、巴黎、柏林、东京等多种外交渠道与日本接近，企图与日本缔结针对满清政府的政府的军事同盟，以期法国政府对安南北部采取吞并行动的时候，日本能够从另一个方向发动军事进攻，分担交趾支那驻军的军事压力。
1881年7月18日，法国外长在巴黎会见日本新任驻法公使蜂须賀茂戴时表示:“对付清国，我们法日两国有着共同利益“。
希望早日与日方结结同盟，在必要时候，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为此，法国外长还把这个问题同东瀛政府的修改条约问题联系起来，表示愿意为东瀛政府的修改条的问题提供帮助，
7月20日，蜂须贺茂戴在致东瀛外务卿井上馨的秘密报告中对此做了详细汇报。无独有倒，1881年7月23日，法国驻日代理公使卡斯特尔(VialCantel)在东京拜会东瀛外务卿井上馨时，再次就“日法同盟“问题与东瀛政府的修约问题相联系，试探东瀛政府的意向，
并且表示:“邻邦清国实属顽固不化之国，不足与谋，唯独贵国熟悉我国国情，堪与共事，考虑到贵国将来的对华政略，敞人认为若能与我国相互联合，共同协商，则有益无害。正所谓法日两国利害一致，缓急相当，这必将有助于东洋之开化。”
7月份以来，法国政府多次与东瀛接近，急于同东瀛缔结军事盟约，为了打动东瀛政府，
法国政府搬出东瀛明治初年以来的最大宿愿——修改不平等条的问题，以似乎可以允诺东瀛政府所特别希望的“要点“这样的态度，引诱东瀛与其缔结同盟，共同在远东方向对付满清政府。
毫无疑问，这是法国政府的外交策略。但是，法国政府这一精心策划的外交策略却迅速被东瀛政府识破。
1881年7月28日，东瀛政府曾专门举行内阁会议，讨论中法两国围绕越南问题的纠纷与日本的外交政策问题。
虽然日本政府内部确实有人主张换受法国政府关于缔结“日法同盟“问题的建议，尽快与法国缔结同盟，对中国采取共同军事行动，但是这一主张却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
会议结束后，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在给驻法公使蜂须贺茂戴的调令中指出:“法国政府为，在清国政府主张的所谓属邦主义问题上，日法两国有着共同利益。
法国政府既想了解我国政府对东京(北坼)事件的意向，又想了解我国政府在修改条的问题上所特别希望的要点，法国政府一方面要帮助我国实现我国的宿愿，另一方面却又希望我国以东京事件为契机，与法国缔结同盟，借以否认清国的属邦说。据此推测，这只不过是法国的策略而已。“
因此，并上馨进一步指出.“日清两国近年来继琉球事件之后，又在朝鲜问题上发生争执，清国政府对我国的怨恨日益加深。
我国政府本应努力保全东洋之和平，然而，目前事件与我国毫无关系。比如因为遥远的“东京事件，公然与一个西方国家结盟，那么必将使清国怒焰更盛。左思右想，当前不能轻易同意法国的建议，也不能就“东京事件'公开暴露与清国对抗的意图。
关于日法两国共同行动之事，请注意我国政府虽然不能公开表示赞同，但是私下可以支持法国的主张，抨击清国的藩属国主义，直到清国愿意放弃为止，请将此意委婉的转告法国政府。”
东瀛政府当然不是因为担忧破坏东亚和平的大好局面，从而拒绝法国人的同盟要求，井上馨等东瀛要员们之所以很快在安南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因为中、日两方海军势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874年台湾事件结束后，东瀛政府在第二年5月在英国订购了三艘新式战舰:扶桑.金刚、比睿。其中扶桑是排水量3777吨的中央炮廓铁甲舰，航速13节，装备4门240毫米火炮，2门150毫米火炮、4门120毫米火炮，1878年，这三艘战舰相继服役，使东瀛海军一夜之间崛起于远东，形成了对清廷海军的绝对优势。
而就在日本订购前述三舰的同一年，李鸿章也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4艘军舰，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的4艘蚊炮船(又称伦道尔式炮艇)。
在扶桑等三舰列装的1878年，李鸿章又向英国订购了四艘蚊炮船.此即镇北、镇南、镇西镇东。再加上山东省购买的镇边、镇中，福建购买的福胜、建胜，江南制造总局自造的金瓯，两广仿造的海东雄、购买的海镜清，清廷总计拥有了15艘蚁炮船。
所谓蚊炮船，属于19世纪的新概念军舰.其基本特色为小船装大炮。任务是作为可移动的水上炮台防御港口，所以吨位小、航速慢，只适合在近海浅水区活动。
以前述15艘蚊炮船而论，以吨位论，最小者如金瓯只有195吨，最大者如镇中、镇边、和海东清也不过440吨;以航速论，最慢者如海东清只有7.5节，最快者如六镇、金瓯也不过10节。
但却都装备了强大的主炮，龙骧、虎威的11英寸主炮在试射时取得了274米距离上击穿326毫米铁甲的成绩，飞霆，策电的12.5英寸火炮试射时则取得了274米距离上击穿414毫米铁甲的成绩。
其设计目的即在于，以此火炮克制敌军之铁甲巨舰。这种设计思路和日后的撞击巡洋舰.鱼雷艇、导弹快艇如出一辙，都是希望能够发挥近海防御优势，以小船破大舰。
而购买者的心态则往往是追求速效.希望能花小钱、办大事，找条终南捷径。本质上体现的正是杀手锏思维。
但残酷的事实证明。近代海军是个系统工程，一有全有，不进则退。如果只是近海防御。在陆权复兴的时代，倒不如建陆基炮台、建铁路，增强陆军机动性。
而一旦发展海军，就断不存在只能在口内作战的海军。更何况蚊炮船火力虽强，但速度慢.防护性差、火炮精度差.射速慢.有效射程短、实战效能极低。
尤其随着机关炮和小口径速射炮的发展，蚊炮船此类武器在大型军舰面前只能发起成功率板低的自杀性进攻。
如果敌军在远离港口的海岸线上发起登陆，对军港进行陆上的远距离迂回攻击，则蚊饱船更只能望洋兴叹。
由于战略、作战、战术意识的全面既乏，关于蚊炮船的此种致命缺陷，李鸿章等人始终没有认识清楚。之所以他在1878年后不再购买新的蚊炮船，绝不是他已经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缺陷，而是自从东瀛购进扶桑号的那一刻起，满清朝廷便形成了一种“居然东瀛也有了铁甲舰“的舆情。
铁甲舰一如21世纪的航空母舰，是当时举世公认的最强军舰，是大国地位的象征。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内部迅速形成了一种购买强大铁甲舰，重新树立东亚海军霸主的共识。
在地区间预算竟争极其激烈的情况下，无论李鸿章本人如何看待铁甲舰，他都绝不希望这一大笔款项落在其他总督手中。于是，一旦他发现中央政府愿意为购买铁甲舰出款，便立即抢先行动。
1879年12月，李鸿章订购了两艘新型撞击巡洋舰，命名为超勇、扬威。
1880年12月、1881年5月，李鸿章向德国伏尔铿船厂相继订购了两艘大型铁甲舰，这就是著名的定远和镇远。这两艘排水量超过七千吨的铁甲舰拥有超强的防御力，各装备四门克虏伯305毫米主炮，是当时远东的头号巨舰。
随着超勇、扬威纳入清军水师服役以及定远、镇远两舰建造合同的签订，东瀛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并且由此获得的短暂海军优势迅速消失，在清军海上力量威胁下，东瀛政府息了与法国结盟的心思，重又投入到全国上下捐款购买军舰的浪潮中。
铁甲巨舰时代的到来，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重视海军的作用，欧洲列强国家的海军军备竞赛初露端倪，远东地区，清廷、东瀛两国为争端东亚地区主导权暗中较劲，而在南美大陆，随着本土、海军局势的稳定，以及早期俘获的三艘巴西铁甲舰即将全部退出现役，针对海军发展，汉国君臣们也发起了一场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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