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能够在对英、对日冲突中左右逢源，敢以武力作威胁，并不是中国的实力已经可以傲视两国了。恰恰相反，现在不能与英、日任何一国有任何的军事上的升级是他在心里定下的基调。
之所以敢于如此，在于完全把握住了当前的国际形势。
一战给各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酝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潜流。作为过来人的张汉卿清楚地知道此次大战对未来的影响，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主要优势之一便是能够利用“先机”去寻找符合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在国际政策上，主要是利用“国联”的影响力。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实质上是后来联合国的雏形。
《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分就是《国际联盟盟约》。《盟约》中确定了国际联盟的组织机构、职能、原则和会员国的义务。1920年1月10日和约正式生效的这一天，在威尔逊主持下国际联盟宣告正式成立，凡是在大战中对德奥集团宣战的国家和新成立的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这样，国联共有44个会员国，后来逐渐增加到63个国家，总部设在日内瓦。
国际联盟的主要机构有大会、理事会、秘书处，并附设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等，其中最主要机构是理事会。《盟约》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为常任理事国，另外还有四个非常任理事国。
美国虽然是倡议国之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与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因此，1926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之前只有四个常任理事国，国际联盟主要受英法两国操纵。
根据《国联盟约》，理事会的职责是：草定裁军计划，审核承担委任统治的各国提出的年度报告，保障会员国领土完整，向大会提出解决国际争端的议案，对侵略者实行经济和军事制裁等。中国之前的大裁军，就是在它的要求下进行的。
虽然张汉卿知道这个松散的联盟没有什么用处，国联甚至在巴黎和约上根本没有保障中国在山东的利益。但在初期，特别是战后到二十年代末的一段时间内，国联的名气还是很响的，他也有意用这个联盟来正正各方对华的政策：
中国于1920年6月29日加入国际联盟，既然中国已经是国联的一员，许多事情当然可以在国联内部解决，而且既然是会员国之一，国家主权不能置疑，这样在场面上就斩断了伸向中国的黑手，各国对华政策这个事情变得透明起来了。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球，它显露出的变化相当少。
欧洲的边界虽因四大帝国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欧洲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减弱。英国、法国和其它帝国仍然统治着与1914年以前一样多的海外殖民地。
实际上，它们的领地甚至更大，因为它们这时控制了以前曾在苏丹统治下的中东领土。因此，欧洲的全球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更完整。
不过，在这表面之下，形势却完全不同。实际上，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始了对欧洲霸权的削弱——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宣告完成，这一削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
1914年以前，欧洲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产生大量的利润。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国则失去了全部对外投资。
这一趋势的完全改变从美国新的金融实力中可看出来。战前，美国靠欧洲提供所需的资本。到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亿美元；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但却是那个时期国债的三倍。
然而，战争完全改变了这种关系。因为协约国政|府为了支付战争物资款，先被迫出售了它们在美国的股份，然后又向美国政|府以及私方借款。因而，到1919年时，美国已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之多的债权国，10年后，这个数字已上升到88亿美元。
在工业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显，因为欧洲许多任务业区已遭破坏，而美国的工厂却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椎动下，犹如雨后春笋惊人地发展起来。到1929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
因此，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改变。欧洲已不再象在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家和世界的工场，这两方面的领导权已转到大西洋彼岸。
战争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欧洲内部遭到摧残。1914年以前，欧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已波及全球每个角落。
然而，战争的浩劫使欧洲人士气沮丧，失去信心。
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怀疑和挑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
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许多欧洲人都期待两位非欧洲人、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列宁的指导。
苏联因为社会性质和西方国家不同，刚刚从资本主义国家支持的白俄军的威胁甚至武装干涉中喘过气来，进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西方世界开始将苏联孤立化。
在20年代直到30年代初期，苏联一场恢复经济的“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余粮收集制，实施实物税；停止配给制，允许商品买卖；放松外贸管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企经济等。
新经济政策使苏俄经济遂逐渐走向恢复，在欧洲重新洗牌的时刻，苏联基本上被排除在外，却意外地因祸得福：至1928年，俄国的工农业产品产量成功地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也为将来超级大国的兴起打下坚实的基础。
苏联的成功，给了身陷“囹圄”的德国以希望。为了效仿布尔什维克革命，柏林、汉堡和布达佩斯都建立了苏维埃，伦敦、巴黎和罗马街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
威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
人民需要坚强的领导，国家需要把因为战争而遭受痛楚的人心凝聚起来，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一党|领导，因为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渐渐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了市场。苏联如此，中国如此，远在欧洲的国联常任理事国意大利也如法炮制。
墨索里尼于年初一月份宣布其“国家法西斯党”为唯一合法政|党，为法西斯统治首开先河，这使得希特勒一生都对他保持着近乎偏执的忠诚与友谊。
中国与德国、苏联之间亲密的外交关系和全方位的军事经济互助，让传统列强英法日都有被排斥的感觉。为了继续在华利益，他们只能更倾向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从而使美国的话语权加大。
而中美之间良好的互动，也让其为圆满解决“五卅”危机狠刷了一把存在感。
回顾整个事件过程，只有德苏从始至终对中国保持着一种强烈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张汉卿决定投桃报李，真心实意地为两国谋福利。他在会晤德国驻华公使时这样说：
“德意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历史上经受过和中华民族类似的苦难、排斥和压制。现在环绕周围，我们的利益仍然被列强继续掠夺，我们的生存空间依旧被压榨。
同样的痛苦让我们感同深受，我们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这一切，需要有强大的工业能力和军事能力作为支撑。
德国有被压抑的军工能力，我们有强烈的军工需求。去年我访问了贵国，得到了良好的回应，中德结成全方位的国家关系，我们在军工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这远远不够！
两国要复兴，必然要触及列强的利益：法国不会接受一个崛起的德国，英国不会容忍它的凡尔赛体系被打破，所以需要一场战争来推翻；日本在亚洲是中国崛起过程中过不去的坎，要想完成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任务，中日必有一战。
英美等国在中德的利益决定它们不会坐视这场战争不管，究竟帮谁，谁也不敢预料。但是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们的良心发现上，自己强大才是正解。
所以我有一个借鸡生蛋的想法，是在前期与西克特将军会谈的成果上的升华。”
欧洲人不是声称自己是上等人么，在谋略方面先让这群“上等人”看看什么叫做“运筹帷幄”，什么叫做“中国人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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