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初期的一种分配方式，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分配方式，主要是能够保持传统意义上的利益分配，对于经济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
未来工业自动化程度会逐步提高，虽然不太可能全部消灭劳动岗位，但是大幅减少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有些企业为了避免自己被收取劳动岗位补贴，将会对高度自动化的设备比较青睐。
所以中期会采取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前面说的，按照企业所使用的劳动力来获取离岗补贴，这种方式主要是针对服务业。
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服务业是最难实现自动化的行业，不管如何都会需要劳动者参与其中，这就意味着劳动岗位将不会有明显的减少。
而且服务行业，特别是百姓日常服务业，将来的主要成本还是来自人力成本，采用这种模式，更能够度量服务业的价值。
另一种就是针对未来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工业、农业企业的，可以按照企业营收的比例来征收，可以将劳动岗位合并进去一起计算，从而能够保证将普通大众的补偿收上来。
至于最终采取什么措施，我们目前还无法定论，不过我觉得还是成立一个全国经济利益分配委员会，对全国经济利益进行统一利益分配。
这个组织里面应该包括政府、企业代表、公民代表等，能够代表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色的人，根据当时的全国经济发展情况，制定未来较短时间内的利益分配问题。
这样更加能够具备代表性，不过由于各个阶层利益可能难以短时间达成一致，就必须要有相对完善的机制，来保证利益分配合理且能够达成一致。
利益分配最忌讳的也是极度损害一方利益，例如为了保证普通民众的利益，就大幅损害企业利益，这会让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经济发展会陷入困境。
也不能为了保证企业的利益就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这样会让经济越发展越会陷入死胡同，不仅资本会内卷，而且还会造成社会问题。”赵一补充说道。
事实上不管是什么方式，都需要保证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所以分配方式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
只有达成了这样的社会共识，才能够在新变化出现的时候，能够及时调整社会分配方式，一成不变的制度并不是好制度，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保证永远不过时。
就算是他上面提到的两种，也只是参考，并不代表未来就一定是这样的，这也是他要执意提前推行这项计划的原因之一。
就是想要看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种方式否是是最佳的，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实践当中不停的调整，才能够达到相对准确且平衡的效果。
就算是按照上面的原则和方式来分配利益，也是需要看到底给予什么比例的分配，才能够既保证民众的利益，又可以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利益。
这种情况并不是拍脑袋决定的，甚至未来还有可能在税收上面做调整，这就形成了三方利益分配，政府、企业和百姓，这三者的利益都需要得到一定的保证。
而三者利益的平衡与否对社会持续发展是非常很重要的，压缩任何一方的利益，时间一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政府的利益是保证社会公共服务的基础，如果政府获得财政收入减少，必然会导致社会公共服务受到影响，就算是百姓拿到了很多钱，生活也不一定就能够幸福。
当然政府分配的利益过多，必然也会压缩其他两者的利益，带来的问题也同样很严重，民众实际拿到的收入减少，企业获得的实际利润减少。
企业的利益是保证社会生产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毕竟现代社会的生产组织是以企业为基础的，如果企业利益受损，必然会导致企业发展乏力，社会生产也就越发陷入死胡同。
当然，企业的利益过高，也是存在问题的，这会导致社会消费不足，企业会发现钱越来越难赚，原本的利益也会逐渐的消逝。
最重要的是，由于企业利益分配过多，导致企业资本盈余大增，而社会消费不足，导致企业生产过剩，最后大量盈余的资本为了获得利益，不得不出现严重的竞争关系，这就是资本内卷形成的主因。
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谁也不想要好过，但是企业家毕竟是少数人，社会出现了问题，可能首先就要拿这帮人开刀。
别觉得冤枉，这个社会本就没有绝对的正义，所谓的正义就是符合大众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要求，而非正义就是妨碍的大众利益，那么资本家被拿来开刀也就没有什么冤枉的说法。
这也是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或者说是资本家，却如此高度重视全社会利益分配的问题，而不是作为守财奴，觉得自己出力最多，自然也就天然分配的利益最多。
这个想法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却不是绝对的，如果自己获得利益影响了社会利益分配的平衡，那么这就是罪过。
正是深知这一点，为了长远发展的需要，他才会如此注重利益分配的事情，特别是到了他现在这种程度，利益分配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核心关注点。
其实绝大部分民众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能够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自由度较高，另一方面则是精神生活的相对富足。
前者可以通过利益分配的方式来达成，只要大家都觉得自己生活当中似乎不是特别缺钱，能够生活的很好，虽然买不起奢侈品牌，但是其他的却是没有太大的困难。
奢侈品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收割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和普通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前世那种拿着工薪阶层的收入，却总是惦记奢侈品牌的包包，说明脑子有严重的问题。
而精神富足，在于强健的体魄，丰富的学识，这方面的工作他也在积极的布局当中，例如高校招生大幅提升，城市体育场所的建设等等。
可以说，在中国房屋公司的城市化建设当中，体育锻炼场所、学校和医院，算是最多的公共服务设施，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
基本上每个小区都会有一个小型体育场所，几个小区就会有很多室内体育场馆，而学校更是如此，基本上能够满足周围所有小区居民孩子的入学需求。
这是秉持他的理念，这种公共服务设施，宁愿有富余，也不能不够用，因为按照当前的需求来决定建设计划，是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所以在进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时候，都是按照周围能够居住的最大人口数量来计算的，确保未来也能够满足周边居民的需求。
其实为未来做的一些准备，他其实都在默默的准备当中，至于未来是不是会按照他预想的发展，这就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尽人事，听天命，在自己能够做好的地方做好，这就已经足够了，至于未来如何，就看社会如何发展了，就如天问书社在每一个县级行政区划以上都建设图书馆是一个道理。
老人虽然听了他说的话，也是点了点头，但是并不表示他就最终认可他的这些利益分配方式，最多就是姑且让他这样先试试。
不过根据他的描述看得出来，他确实是对利益分配进行了一定的思考，这就让他比较放心，就怕他不管不顾，就直接开干，这样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至于第一种利益分配方案，是最保守的，也是最符合当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方式，至少这种分配，不会造成太大的混乱。
“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机器人能够顶替大部分普通人的工作，那么政府里面也会有一大部分人需要离岗，就算不离岗，也会让很多人加入到企业当中来。”老人问道。
政府工作其实很多岗位是可以使用机器人替代的，甚至可以说90%以上的岗位，都是机器人能够胜任的。
如果企业职工离岗就能够拿工资的话，那么必然会影响政府的运作，当不怎么工作就可以拿到不菲的薪酬，就会有很强的虹吸效应。
到时候不在这个体系内的人，都会不自觉的会被这个体系所吸引，包括政府以及不在这个体系内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甚至可以说是所有生物的天性，就和趋利避害是一样的，虽然政府很多工作并不是很辛苦，但是哪有在家就可以拿工资来的好。
更何况越是政府基层工作越是辛苦，拿的薪水还不是很多，到时候必然会丢失一大批基层工作人员，这是可以看得见的。
到时候政府就算不想使用机器人来代替这些工作都是不可能的，不然的话就意味着政府没有办法正常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
这就会导致整个政府运作体系将会发生很大的转变，到时候也需要政府不停的做出调整，以适应社会发生的新变化。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能在机器人能够胜任的岗位使用机器人替代，总不能要求政府所有人员一定要做这份工作。
当然，也可以提供更高的薪水，但是这样必然会增加政府开支，也会引起社会普通百姓的不满，属于弊大于利的做法。
而且机器人参与基层工作，反而可以防止腐败情况，解决百姓问题更加的有耐心，处理结果也更加能够让百姓信服。
毕竟机器人处理这些事情只会是按照规矩办事，不会有任何私心，也没有利益关系，对于百姓来说更加的容易让他们相信。
而在政府体系内，更加容易确认责任人，因为机器人执行的事情，肯定是根据正式文件来执行命令的，不是正式文件，他们是不会执行的。
这和人类不一样，人类为了自身利益等关系，就是上级下达不符合要求的口头命令，也会执行，甚至出问题了，还自己背锅。
从这角度来说，机器人参与更多基层岗位是有利于政府治理的，也算是在政府权力层和百姓之间筑起一道防护栏。
任何有危害百姓利益或者是有违中央指示精神的命令和政策，在机器人执行层面就会被拦下，不会波及到群众当中去。
而且这也会让更高层主管单位和领导，能够及时了解治下基层发生的问题，对于整个政府的治理是有非常大好处的。
任何政府想要长久治理这个国家，都必须要得到百姓的认可和支持，而在执政过程中的廉洁奉公是最基本的，也是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必要条件。
如果是由机器人来作为执行层，只要中央在治理架构上面是符合广大百姓利益的，那么在下面执行的时候，必然不会发生明显的荒腔走板。”赵一说道。
“那这些被机器人顶替的政府职员，就做离岗处理？”老人问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虽然确实是可以将这些被顶替的职员加入到企业体系当中来，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政府行政开支。
但是机器人固然有其优秀的一面，只是机器人毕竟是机器人，万一那天出现了问题，不能够及时的补救，那么人类就需要能够顶上去，不然就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虽然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百年也难见到，但是一旦见到，就有可能是大问题，因为那时候社会方方面面都和机器人体系离不开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让机器人来代替人来工作，但是却不能让人类完全失去接管社会工作的能力，这是非常危险的。
人类好逸恶劳、趋利避害是没有错的，但是绝对不能够将自身的命运交给机器人身上，不管社会如何发达，人类自身都是社会最后的后盾。
所以政府很多工作确实是可以让机器人替代，但是政府绝对要保证一旦整个机器人体系停止运转的话，政府能够短时间内接管下来，保证政府提供的基础公共服务不受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建议由政府来对企业征收高额的税收，然后再由政府统一给民众进行利益分配，这样政府能够起到的作用更大，重要性也更强。
但是这样的利益分配，就是将企业和民众隔离开来，如果不出现问题的话，自然是万事大吉，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将会是山呼海啸般的影响。
想想看，所有的企业都停止了运作，物质将会出现短缺，企业提供的服务无法使用，这对于习惯了现代化的百姓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
如果这个灾难短时间内无法解决，那么社会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动荡不安，原本井然有序的社会，瞬间就会失序，带来的后果将会是非常的严重。
别说是一两年，哪怕是社会停摆一个礼拜，就会出现混乱，因为那时候民众的慌张就会导致很多问题，而到时候政府无法有效管理，企业无法恢复，想象后果就非常可怕。
所以我才建议采取离岗补贴的方式，让离岗人员还是会和社会劳动岗位有联系，这样一旦出现问题，至少能够短时间内让离岗人员各司其职，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
只要社会稳定下来，再解决问题就非常的从容，就算是无法完全解决问题，重新架构一个体系，也是有足够时间的。
其他的企业我无法做出决定，未来凡是我旗下企业离岗的职工，每年至少需要花费两个月的时间参与企业劳动当中来，可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企业经营岗位来实践。
这样可以保证企业离岗后，依然不会和企业经营脱节，对企业经营情况有所了解，到时候也能够根据他们实践的水平和岗位，在紧急关头可以直接顶上来。
所以我觉得政府未来也是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每年必须要在政府某个岗位上面跟着机器人完成多少个小时的实践工作。
这样才能够在下一年度拿到全额的补贴，不然就会根据情况减少补贴，这样也有利于预防社会的堕落。”赵一说道。
虽然他的理想是每个人在生活富足的情况下，将心思花在实现自身理想和为社会做出自己贡献上面，但是这毕竟只是理想。
总会有人比较喜欢做咸鱼，甚至比例还有可能很大，说实话，这些人其实对于社会的发展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连孩子都不愿意生的话，那就真的是一无是处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要有强迫性的政策，让他们不得不参与劳动，虽然在机器人面前，他们的劳动不一定就有意义，但是却可以维持一定的社会活力。
至少在关键时刻，这些人也可以拉出来顶上去，如果连这点作用都没有的话，那真的连咸鱼的价值都不如。
这显然是和他的想法相违背的，如果结果和理想差距太远，那么这样的社会肯定是不健康的，必然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出现严重的问题。
至于政府未来的管理模式，他所说的也只是他设想的，具体如何做，他只能提建议，但是决定权不在他这边，不过他是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新的有效的政治治理架构。
机器人大规模的使用，之所以被称为是社会变革，就是因为影响非常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甚至可能连他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地方，也会悄然发生变化。
所以老人经过他这么一说，对他提前进行小规模推广的计划，就没有再说什么，因为这是最稳妥的办法，而且从他的话里面，也是做了相关的安排，并不是毫无准备。
“那你准备如何开展小规模的试点？”老人想了想，便问道。
既然是开展小规模的试点，必然要有所选择，如果他旗下的企业全部一下子上马，那就不是小规模的试点了，而是大规模的执行了。
因为他旗下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太高，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是全国最多的，国内劳动力绝大部分都是和他旗下企业有关联。
所以选择哪个行业或者是哪个企业作为初期试点，也能够看的出来他的想法，而且不同的行业初期试点带来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关于这个问题，他其实也考虑过，他觉得目前比较合适的行业就是服饰纺织制造业，涉及的企业就是华龙服饰公司和浣纱纺织公司。
一是这些制造业工人的技术难度并不是很高，加上这个行业本身就有一定的自动化水平，替换起来更加的简单一些。
二是我国纺织服饰行业的从业人员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总体达到了1500万人左右，其中初期可以替换的工作岗位高达1400万人以上。
剩下的要么是研发岗位，要么是设计岗位，或者是服务型岗位，一时半会儿不好替换，就算是能够替换，花费的成本要比工厂制造替换高得多。
毕竟1万元的机器人和10万元的机器人，成本差距是10倍，就收益率来说，两者之间的差距还没那么大，保留这些岗位对企业来说，更加的有利。
而且这么安排，对于玄天科技公司来说压力也比较合适，既不会因为需求太小，导致产能浪费，也不会因为短时间内规模太大，造成资金压力。
“我准备一开始在华龙服饰公司和浣纱纺织公司进行推广，将体力劳动岗位全部替换，看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比较理想的话，再进一步在其他企业进行推广。”
“我看那些工地上的劳动者要比工厂里的工人要辛苦的多，为什么不率先在建筑行业开始呢？”老人问道。
听到老人这么问，赵一立即说道：“这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群体就业规模非常大，初期替换的话，对玄天科技公司造成很大的压力。
而且这些建筑劳动者，不是和中国房屋公司形成直接劳动关系，处理起来相对复杂，而服饰纺织业我们掌握的自主权更大，推动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
这样更加有利于我们及时发现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利于总结经验，为进一步推广做好准备，而在第三方企业里面推广，就没有那么方便。
第二个方面就是目前从事建筑业的大部分都是农村地区出来的，如果直接进行替换，都直接回农村去了，对于目前的城市化有点不利，城市将会没有足够的人口。
而且他们文化层次目前不高，虽然中国教育公司开展了相关的教育培训，但是时间尚短，效果并没有那么突出。
如果他们这些人白拿钱，自我学习的能力较弱，所以需要中国教育公司加把劲，努力把他们的认知层次提高，这样也有利于获得更高的收入。”
说到底，他觉得在工厂上班的劳动者普遍要比在工地上班的劳动者更加的遵守规矩，这是由他们长期从事的行业特点造成的。
为了避免一些问题，或者是为了稳妥起见，先在工厂执行这个计划，更加的保险一些，减少未来出现的波折，有利于长期推广计划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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