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松给徐英打了个一个电话，向她通报了发现假可乐的事情。
“什么？”电话那头，徐英有些无奈地揉揉眉心，“连非常可乐都有假货了？”
傅松顿时不乐意了，道：“非常可乐怎么就不能有假货了？非常可乐大牌子，你看看崂山可乐有假冒的吗？”
徐英被他弄得哭笑不得，解释道：“我是说，这两年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以前没假冒到你头上，没想到你还是没逃掉。”
傅松愤愤不平道：“那你这个市长也不管管？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徐英笑骂道：“你也算是民？你是咱们市最大的资本家好不好！在这跟我装可怜，哼，我可不吃你这套。”
傅松马上偃旗息鼓，正色道：“徐市长，这事儿你们可真得好好管管了，假冒别的什么都好说，但假冒食品饮料酒水这些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会出人命的！”
徐英道：“这个你放心，后天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质量工作及打击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电话会议，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产品质量清查整顿工作。”
“这么巧？”傅松第一反应就是怀疑，“我这边刚出事儿，你们就有动作了？你们政府啥时候这么高效了？”
徐英没好气道：“你别阴阳怪气的，这事儿只是恰逢其会。”
挂了电话，傅松无奈地摇摇头。
在改革开放激流勇进的浪潮里，永远不缺胆大包天、利欲熏心之辈。
今天打击整顿一番，市场环境好一阵子，然后故态复萌，再打击整顿一番……，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似乎永无尽头。
有人说，有需求就有市场，这话表面上看没错，但他们却忘了，消费者需要的是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不是劣质产品。
假包、假鞋也就罢了，买来后穿在身上也穿不死人，而且还能满足部分人的装逼需求，可假酒、假饮料、假火腿肠这些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没人愿意拿自己的小命来开玩笑。
对于国内的假货，人们似乎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可为什么国外的假货不像国内这么泛滥？
傅松认为根本原因是打击不力。
国外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打击、处罚力度极大，一旦被发现制假、售假，不仅要被罚到倾家荡产，还得进监狱捡肥皂。
而国内呢？对于制假、售价行为不是不处罚，只是处罚的标准跟制假、售价所带来暴利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最高10万的罚款，几十年居然一点都没变，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违法成本低，售假利润高，怎么选择还用说？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赌一赌，游艇加嫩模！
这是法律不健全的锅，除此之外，主要是地方保护主意在作怪。
很多地方出于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或者是为了提高就业率等方面的原因，对本地制假、售假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放之。
这其实还算是好的，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在听到国家部署打假时，不光不打击本地假冒伪劣，而且还想尽各种办法对假冒伪劣予以维护，明目张胆地袒护制假、售假者，替他们打掩护、当保护伞。
最著名的就是1993年震惊全国的河南周口特大假药案。
案子说起来很简单，一个简陋的兽药厂，在根本不具备生产兽药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居然兽用药品、人用药品竟一齐生产，并最大限度地在假“药品”中少加或不加药粉。
这些药品的效用可想而知，简直是一种灾难。不少人服用了这个厂的药，病情非但不能缓解，反而延误了治疗，加重了病情。
从1986年到1993年，7年时间，人们对这个大量制售假药的兽药厂进行了多次揭发检举，有关部门也先后受理并立案十多次，但一直没有得到查处，反而制售假药这却轮番受到上级奖励，年年晋升，制假的主犯被授予先进个人，制假的兽药厂被授予先进企业。
之所以出现这种颠倒黑白的怪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
这个案子最后的结果非常壮观，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去百度。
所以，尽管刚才徐英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地保证如何如何，但傅松却不敢完全当真。
或许徐英确实是这样的想法，但她也仅仅是常务副市长，说话没那么好使。
而且即便她是市里的一把手，有些事又不是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很多时候，上面的经好是好，但往往会被下面给念歪了，甚至念都不念也不是不可能。
沐城是他的大本营，徐英又是他的正牌大师姐，关系好得不行，他都没有十足的信心，更何况别的地方。
所以啊，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傅松记得有“职业打假人”之称的王海好像是隔壁琴岛人，算是半个老乡，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开始进入打假行业。
不过，王海这种职业打假与普通消费者的维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王海们都有专业化的支援团队，所以要核算成本和收益，打假范围乃至目标的确定都是通过精准的功利性筛选而来。
比如多少万的打假起步价，打假对象还不能是穷光蛋，否则打假赢了却拿不到钱。
虽然有人批评甚至谩骂王海们过于功利，是“小人”，但傅松对这种评价却相当不以为然。
一切都按照规则来，犯错就得老老实实立正挨打，自己的屁股不干净，却反过来指责那些说你屁股上有屎的人不道德，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即便这辈子傅松成为了老板，站在了王海们的对立面，但他依然觉得王海们的存在是有积极作用的，而且他认为社会上像王海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他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王海出现，最好每一个消费者都能成为王海！
只是，人人是王海，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王海们之所以成功、打出名气，恰恰是建立在消费者维权成本与门槛普遍较高的基础上。
维权成本和门槛高，已经成为了消费者维权的最大拦路虎。
很多人买到了假货，尽管心里生气，但几乎90%以上的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不忍气吞声，还能怎么办？
去找卖假货的人理论？
去到技术监督部门举报？
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怕惹麻烦，所以想想还是算了，就当花钱买了个教训吧。
所以啊，这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否则直到三十年后，网上的假货一搜一大把，某宝维权能折腾死人。
都是资本惹的祸！
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
每当遇到困难，傅松就会努力回想老人家说过的话。
这个世界上王海这样的人总归是少数，而且现在王海还不知道在哪呢，所以不能靠等，还是要依靠广大的消费者，要发动广大消费者，要提高他们跟假冒伪劣产品作斗争的积极性！
说到底，就是要让他们不怕麻烦，最好的办法无非是让他们觉得有利可图！
所以，傅松立马想到了可以成立一个打假举报专项基金，而且他还不打算自己单干，而是拉起同行业的人一起干。
因为任何一个向上前行的行业、企业，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态度都一定是深恶痛绝的，尤其食品饮料这种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行业，没有哪个企业敢掉以轻心。
当然，如果别的企业不卖自己面子，那他自己干也不是不行，只不过声势小了点。
但他不差钱啊！
打假举报奖励资金池先来个5000万人民币，就是要让所有人一听就目瞪口呆，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买到假货后，自己既能出口恶气，又有钱拿，傻子才不干呢！
至于接到举报后，该怎么办，傅松也是有通盘考虑的。
举报核实后，按照标准马上兑现奖励，剩下的事情就给举报者无关了。
将制假、售假证据交给当地政府，如果当地政府按规定处理，那皆大欢喜，但如果当地政府不配合，难道傅松就没有办法，只能干瞪眼？
自然不会！
别忘了，他现在手里还掌握着一个大杀器，每年一度的《中国营商环境报告》和半月刊《商业评论》两本杂志。
这两本杂志挂靠在社科院，确切地说，双方合作，傅松出钱，社科院经研所出人出力。
《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目前已经出版了三期，《商业评论》已经刊发了两年半，在内地有不小的影响力，同时还有英文版，英文版经常被来内地投资的外商买断货。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开放的继续扩大，这两本杂志的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大。
傅松打算在《商业评论》中增加一块“打假追踪”的内容，根本不需要胡编乱造，实事求是即可。
另外，营商环境评价中，调整地方政府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力度这一评价指标的权重，最好弄成一票否决。
如此，双管齐下，相信那些有上进心的地方，会权衡好利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