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明堂之中，不仅有河东这些时日前来平阳押注斐潜的河东士族子弟，也有原本就在平阳桃山的学宫子弟，博士，祭酒。
比如种，令狐慧等。
这些人，基本上就是存在于河东之地的所谓『清流』了。
所谓『清流』，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不能算是多坏，甚至可以说是洗涤人心的仁德之士。
而东汉，或许就是这『清流』的源头了。
东汉末年，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联合，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被称为『清流』。后来这种自发的就集合起来，汉代有，唐代也有，宋代，明代也有，清朝在末年时期，也出现了类似的政治流派。
但是，所谓清流也延伸出了三个词，『清议，清谈，空谈』，后人很多时候将其混淆，但实际上并不相等。
清议，最早出现在汉末。当时的清流者，通过议论时事，品评人物，对政治施加影响。在当时黑暗的政治现实下，清议具有一定激浊扬清的作用，但也有士族子弟借此沽名钓誉。
而清谈则是盛行于魏晋时期，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也被称之为『清言』。迫于政治环境的高气压和社会氛围的诡谲，当时的士族名流，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专谈老庄、周易，以虚幻度日。
而空谈么，则是特指很多东西，都停留在理论、传播在口头，并没有被实践，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了政治派别之间的口水战，造成了国家的内斗和空耗，结果出现了覆亡败落的恶果……
汉代的这些清流，大体上还没有到宋明的那么坏，所以斐潜还是想要用一下的。
至少，在汉代的这些清流，多少还有在就事论事，在谈论批判具体的事情律法，根据某人的言行来品论，而不像是宋末明末的时候，干脆就只是朋党，不谈实际正确与否，也不管实际人品如何，纯粹的站队不同就要一律打倒。
若说汉代清流还能做些好事，那么等到宋末明末的清流，基本上干的都不是人事了。
当下斐潜特意在和曹操正面冲突之前，请这些所谓『清流』人士到场，目的自然是指向了这一场战斗的政治正确性。
众人前来，也是明白这一点，而且对于大多数的在场的人来说，或多或少的都准备好了应该如何维护斐潜接下来的战争『正义性』……
战争是人类权力的极端对抗形式，战争的立场和政治密不可分。
而华夏古代战争的模式，明显有更多的文明色彩。
虽然表现在外的就是单一的『仁德大义』，但是实际上蕴含的内容有很多。
这并不是儒家所决定的，而是华夏的历史发展和环境所需所决定的。
也就是说，是华夏的需要，才让儒家提供了学说。
这一点非常重要。
谁主，谁从，谁是主导者，谁是追随者，如果不确定下来，打完仗一结算，好么，为了他人做嫁衣裳……
斐潜显然不会为了所谓『仁德』或是什么『大义』的虚名去打，而且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战争被这些『仁德大义』所限制。
斐潜沉思的时候，自然没人敢去打搅，即便是众人在台下枯坐，也不敢胡乱出声。
清流要用，但是怎么用才能用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像是后世自媒体，显然对于执政官吏有监督舆论作用，但是怎么用才能更好，而不是随意泛滥自生自灭，显然是一个考验执政者能力的问题。
华夏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山川大河分割成各种天然封闭的地区。
就算是不谈关中三百里秦川八关闭锁，就看从雪域高原向东耸立的山脉，在层层叠嶂之下，形成了川蜀盆地这个富饶的鱼米之乡，然后从北进要翻山越岭走栈道，从东走要乘船逆行，溯江而上。晋地的表里河山，南越的河谷丘陵、交趾的沿海河口、云贵的高原台地，在复杂地理的环绕下，华夏自古就是构建出了一块又一块的闭塞之地。
华夏各地，自春秋战国开始，各国各郡各县，可谓是习俗各异，如果单纯靠暴力征伐，远不足以保持长久统一。故而，需要的是在政治制度上的想象力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不断更新，军事力量只能作为保证和辅助，而不能成为绝对的单一。
在许久之后，斐潜才环视一周，缓缓开口。
『丁口者，国之本也。』
『丁，赋税也。自汉立邦，丁者纳其赋税，故为之重。』
『自古以来，圣贤帝王，莫不重此。赋税之所得，国家之基石，衣食所系，兵甲所出。故治国者，必审丁赋之数，量入为出，以养天下。』
『口之一字，又是如何？』
『众人皆知，若欲国泰民安，必须正其口，使之生得其所，活其所需。口多则丁众，口寡则势微。故善于政者，不仅重于丁赋，更重口养。此乃治国安邦之要也。』
斐潜说着，然后笑了笑，『然，知之当行之也。』
人口问题，显然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都会面临的问题。
『春秋而战国，孔子悲鸣曰，苛政猛如虎，礼崩而国丧！』
斐潜笑得更加灿烂，『敢问诸位，可知孔子悲鸣之后，可有良政以存于世？某知孔子有为政以德之论，然可有类管商之行于民制乎？丁口之论，当之何如？』
没错，孔子的《论语》之中，就有专门一个篇章是说『为政』的，但是这个篇章么……
比如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句话就是『为政』篇内的，然后这句话跟『德政』二字有什么关联么？
大概是『老夫走过的路吃过的盐』，类似如此巴拉巴拉，所以你们这些小年轻就要听老夫这『知天命』的……
不得不说，孔子对于执政者需要『仁德』，是有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的，也是整个儒家所存的根基，换句话说，就是儒家的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帮助执政者『仁德』的进行治理国家。
嗯，这仅仅是孔子认为的，儒家存在的意义，以及相应的合格的执政者。
因为历史上也已经展现得非常清楚了，孔子的理想化根本就不存在，不管是国君还是儒家子弟，确实也有可称之为『仁德』之人，可绝大多数都和『仁德』没什么关系，只是披着一层外衣在行龌龊之事而已。
后世一些理论之中，也常常将一个朝代的兴衰归咎于封建帝制，社会腐败，土地兼并等等。这也确实有些道理，但是这些个结论往往是过于简化，以至于在其中有很多东西都被缺失了，被掩盖了。
比方说为什么在封建王朝开始的时候，建国之初的君王和大臣，明明出身都是下层阶层，也不见得有多么高深的学问，可偏偏就能开邦建国了，而那些朝代之末的皇帝，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学习了很多经文，可偏偏最后不是所谓的庸庸无碌之徒，就是荒淫残暴之辈？
这论点要是真成立的话，简直不仅是在扇儒家的脸，更是在孔圣的神像上拉屎啊！
没系统的学习儒家的人开国了，然后那从小学到大的饱学之士却亡国了……
关键是儒家子弟还将这一套说辞奉为经典。
很明显，帝王能力的随机性和现实的规律性之间，是相矛盾的。
斐潜的这个言论，明显就让这些人有些不适应。
『敢问诸位，所谓「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当如何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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