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一直是赵祯的一块心病，因为它们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多，尤其是当教也逐渐在大宋兴起后，赵祯忽然发现，世界三大宗教已经在大宋“集结”完毕。
道教佛教自不用说，出现在华夏的土地上时间较早，而俗称回回教的教居然是在唐永徽二年便传入大宋的，它比天主教抵达大宋的时间还要早。
据唐书记载，“回回教有门徒大贤四人，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
限制宗教的发展一直是赵祯努力的方向，在他看来，宗教和资本一样，他们都会漫无目的发展膨胀，当然不同的宗教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比如中原本土的道教，便是以清心寡欲为主，注重自我修养和升华，这一点是赵祯极为欢喜。
虽然也存在着弊端，信仰道教的人越多，清心寡欲的人便越多，虽然思想境界整体提高，但人类的文明进步靠的却是人心中的**在前进。
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养一只会抓鱼的熊基本上不可能。
佛道之争一直存在，只不过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当然两者之间有很多时候是互相扶持的，不过历史上灭佛之事有之而灭道之事少有。
在统治者的眼中，和尚不事生产，不孝父母，不敬祖先，招摇撞骗，大肆捞钱，这就是违背天道。
而道教是华夏的本土宗教，“地方保护意识”在任何时代都有发生，这就如同种族歧视一样，根治不了。
到现在，大宋的汉家百姓依旧是高外族一头，无论你是倭人，还是归附的党项人，南诏人，亦或是来自欧罗巴的商贾，在汉民面前总是不受平等对待，即便是到了衙门也是如此。
赵祯即便颁布律法加以限制，结果还是一样。
而在传教的形势上佛道之间也有极大的区别，自唐以降乃至千年之后，因道门的自修的主张，道教规模不大，不适合发展，无法对社会产生那么深重的影响。
这是教义的区别，佛教在教义上是修来生的，主张“渡苍生”，特别是大乘佛教，它主张广收门徒，即便不能觉悟，也能引人向善，这本身是好的，但也无可避免的会促使其规模增大。
要知道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既是，每个人的道德水平都不同，规模越大，道德水平便越参差不齐，恶僧便越多。
道教在教义上清静无为，更主张修持自我，换言之，比较少刻意宣传和发展门徒。
只要不是像张角太平道那种，道教再怎么发展规模也大不起来，历史也证明，道教历史上门徒最广的阶段似乎就是太平道、五斗米道的那个时代，此后少见。
佛寺不光有信众香火钱，在几次灭佛事件前，还占有了大量农田，免交赋税。同时，战时大量的青壮年为了逃兵役，躲进佛寺。
这对于国家后备军事资源和土地劳动力来说都是巨大损失。
佛道两门在政治上也有极大的区别，佛教的教义尽管经历了中原的本土化过程，但是一些思想还是和传统的忠君思想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