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二年来，年岁越大越蠢，一点聪明劲也没有了，一看见江涛就立眉竖眼的。相反，江涛人儿朴实，也极热情。她又想起那一年，江涛在反割头税大会上讲演的姿态，有时两手叉腰，有时挥动一只手。两只大眼睛黑黝黝的。她想：那时他背后就是缺少一面大旗。心里说：“那面大旗要是叫我打着啊，说不出来那情景儿有多么壮丽！”
她又想到：要摆脱和登龙的感情，确实是个问题。她怕他，那家伙楞手楞脚，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于是她一股劲地鼓励他：“快去吧！”“去学军事吧，将来的职业问题也甭作难了！”她想，只要他离开保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冯登龙又和严萍谈了一会子家庭琐事，他痛恨冯阅轩侵害他的家庭，他咒骂，他怨恨。一说到冯阅轩的名字，把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地响。为了这件事情，严萍也为他不平过，甚至是气愤。可是后来才觉得这场官司，打来打去，不过是两家地主为个女人争风吃醋，不由得暗笑，心想：“狗咬狗两嘴毛罢了！”
冯登龙对严萍的小屋子很是留恋，走到北屋里倒了几次茶，拿了几次烟，可是他不忍就走。他要求严萍：“秋高气爽，咱们到公园里去看红叶吧！”
严萍说：“困，我没有那个兴趣。”
他看严萍这样冷淡，不耐烦的态度，还是故作镇静，把右腿架在左腿上，打着哆嗦。眼睛眯缝得紧紧的，不让泪水流出来。严萍很讨厌那种姿势，她觉得那是十足的市侩气。冯登龙到这刻上，也不得不离开了。他还是眯缝着眼睛，把烟卷叼在嘴角上，右手插进大褂襟下，立起身来要走，可是他又站住。瞟了一下墙上挂着严萍的相片，说了一声：“愿你们永久幸福吧！”就走出去了。
严萍一听，脸上腾地红起来，瞟着他的背影，心里说：
“何必呢！”
冯登龙走下高台大门，又站了一下，背过脸把手伸出去。严萍象是没有看见，扭身走进大门，把门一关，踏着响脆的皮鞋声走进去了。
她走回来，依然躺在床上。心上又在突突地跳起来，象是怕丢失什么东西，又怕不能得到什么。盯着自己的相片，又想起照这张相片的情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她和江涛、和爸爸到公园里去散步。刚刚转过“别有洞天”，江涛指着天边上的月亮说：“多明快的月亮啊！”严萍冷不丁转过头来，伸起两只手，仄起头悄悄地说：“多么幽静啊！”爸爸也走上来说：“新月呀，象金钩呀！”
过了几天，江涛谈到在那一刹间，她看月的那种姿势挺好看。她按江涛的意思，照了这张照片。照相的时候，江涛还要站在她身子后头衬个背景，严萍说什么也不干，把他推开了好几次。这张相片，一直挂在墙上，什么时候看见，都觉得清新。可是她现在一看到那种姿态，就觉得幼稚、娇气，一点不带革命劲儿，没有英雄气概，摘下它来！
她对于过去的生活，再也不感到满足，倔强地说：“让旧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吧！”
她看了看手表，到了指定的时间。就整理了一下衣服，匆匆走出西城，到第二师范去。一进传达室，老传达韩福正低头做他自己的事情。那是一个白面庞、黄胡子、镶着红眼边的老头。她立在门口，连叫了好几声，韩福还是不理不睬。她着急说：“俺找一个人嘛，你没听见吗？”
韩福老头说：“是，姑娘！我这就弄完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又低下头说：“你找江涛，上养病室，去吧！”
严萍喷地笑了说：“俺还没说嘛！”
韩福老头说：“用不着，我记性强着呢，早记熟了。去吧，上养病室。一个礼拜不知道来多少趟！”说完了，又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第二师范有个高大的门楼，进了门是一条砖砌甬道，甬道两旁有两行小柏树。迎着门有两棵大杨树，树下是一圈花墙，风一吹，大杨树的叶子豁啷豁啷地响着。横廊下放着一面大穿衣镜，她对镜端相了一下自己的身影，才走过斋舍，到养病室去。站在江涛的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才走进去。小房里坐着一堆人，有江涛、老夏、老曹、老刘，还有青年团员小邵，一个活泼有风趣的小家伙。她一见人多，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又想退出来。老夏看见她犹豫的神情，说：“请坐吧！我们的会开完了。”
严萍看见老夏，弯腰向他点了点头。她知道老夏是中共二师支部的负责人。他比江涛个子高一点，脸上黄瘦，有一双黑而安谧的眼睛。严萍在那里站着，两只黑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看着江涛。他们见严萍进来，站起身来要走。江涛说：“坐坐呀！为什么就走？”
可是他们谁也不说什么，笑眯眯地走出门来。小邵走出门去，又回转头来，推开门呲出白牙笑了笑，说：“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走吗？”
江涛说：“少说废话。”说着，抬起脚咚地一声把门踢上。
严萍轻轻笑着说：“这号人儿！”她立在窗前出神，清清河水从窗前流过，对岸河边满是油
绿新鲜的菜畦。
江涛从抽屉里拿出两卷宣传品，说：“请你带上好吗？”又扳过严萍手上的表，看了看说：“五点十分到公园，五点半到南大桥，这是一路。不能错时间，不能乱走。请你在‘别有洞天’等我吧！”又弯下腰，集中精神拾掇抽屉里的书籍和文件。他在做着准备工作。
严萍把宣传品掖在腰袋里，又放下黑裙看了看。问：“可以吗？”江涛瞅了她一眼，说：“走吧！”才说走出来，钟楼上响了几下钟。她又停了一刻，看太阳西斜了，才沿着东墙根走到大图书馆，再越过横廊走出来。老传达韩福在门口破藤椅上坐着，看见严萍走过来，问道：“走吗？”严萍说：“走啦！”
她又偷偷看了看，见韩福在对着她笑，脸上又红起来。
她出了门，沿着灰碴马路向南去，走过小桥。河水跳过闸板，淙淙地流着。四点半钟，走到“别有洞天”。她爬上土山，在树丛里坐下。天气很闷，心上跳得厉害，看河岸上有人三三两两地走过去，有工人也有学生。隔着叶隙，看见张嘉庆走过去，老夏、老曹都走过去了，不用说她就会明白。时间迫近了，江涛还不来，她心里更加跳得厉害。拿出宣传品看了看，一种是《为日寇侵占东北告民众书》，一种是《为发起抗日运动告各界父老书》。她看着，一时受了激烈词句的感动，觉得心上热烘烘的。
她看了看表，时间就要到了，江涛还不来，心上焦急起来：“怎么他还不来……能不来吗？……他不会不来的。”又踮起脚尖，向四处张望。她想：“不能……他一定要来的！”想着，想着，江涛来了。他一个人顺着河岸的小路悠闲地走着，手里拿着一根细柳枝，边走边抽得嗤嗤地响。走到土山前头，立在大树下，睁起眼睛向土山上望，用两个指头捏着嘴唇，打了个尖锐的口哨。严萍欣然走出去，笑着说：“你可来了！”
江涛说：“等急了吗？又在害怕吧？”看她脸上，显然又在担心，他说：“我等在水闸那里，把人们指引过来，怕人们找不对路呢！”
严萍说：“心里可是急呢！”她踮了两步跟上去，紧贴江涛走着。两人放快了脚步，五点十五分走到大南门。看走向南大桥的路上，已经有不少人。江涛又走进一家小铺，要买烟卷。掌柜的找给他钞票他不要，一定要铜元。可是在那个年月里，通货膨胀，掌柜的不愿再把铜元花出去，咧起嘴角说：“重呀，先生！”江涛说：“别人怕重，我不怕。”他把铜元包了沉甸甸的一手巾。严萍心里直发急：“怎么这人平时好好儿的，今天这么罗嗦起来？”一直蘑菇到五点二十八分，才从小铺里走出来。大桥南头已经集了好多人，等着开会。江涛抓了一把铜元，递给严萍。严萍拿眼睛盯着他说：“不怕重嘛，可叫别人给你拿着。”
说着走过南大桥，夏应图站在土坡上，背后站着张嘉庆，手里抖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大字，非常显赫。人们从四面八方走过来，集在一块，开起会来。大个子老曹，拿着一条扁担，乍蓬头发老刘，提着一根棍子，保护着老夏。
老夏举起右手，开始讲话，宣布了不抵抗政策的罪状，号召人们起来抗日。讲着，讲着，张嘉庆伸开长胳膊大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不抵抗政策！”
“组织抗日武装，开赴前线！”
严萍张开嘴喊着，看见眼前举起无数的胳膊，无数小旗在人头上摇晃。她见有那么多的人，就停止了心跳，壮起胆来。老夏讲完了话，人们散开了，召集过往的群众，宣传起来。江涛也召集了一群乡下来的农民，向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不一会工夫，过路的人们都停下来，大车小车拥挤到一块。严萍爬上大车，站在车厢上，学着江涛的口吻和姿态，说：
“亲爱的同胞们，老乡亲们！”
“日本兵占领了我们的东四省，还要进攻华北，侵略中国！可是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国军节节撤退，放弃了东北四省，把东北同胞们抛弃在日寇铁蹄之下……”一个爱国主义者，讲到这里，会受到很深的感动。她一面讲着，觉得眼圈发酸，流出泪来。又举起拳头大喊：“我们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反对不抵抗主义！我们要组织抗日游击队，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
进城的农民，看见她激动的样子，感动得把袖子捂上脸，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大家睁起泪眼，摇晃着脑袋说：“咳！
想不到，国家眼看不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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